今年是恽代英同志诞辰130周年。周恩来总理曾在1950年为其题词：“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恽代英为世人所敬重，除了其思想先进、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还有他的高洁品格，仅艰苦朴素这一点即令众人叹服。恽代英一生清苦简朴，从不追求奢华，被好友萧楚女誉为“当代的墨子”。

恽代英平时总穿着一件灰布长衫，脚蹬青布鞋，剃的是“爱国头”。陆定一多年后回忆第一次见到恽代英的印象，“这个人光头，穿一件‘爱国布’（一种便宜的布）长衫”。灰布大衫后来成了恽代英的形象标识，也是其甘愿苦行、清贫乐道的典型象征。茅盾曾谈及：“灰布大衫就是Y君的商标。‘五四’时代在武昌听过Y君第一次讲演的青年们，后来在上海某大学的讲坛上又看到Y君时，首先感到亲切的，便是这件灰布大衫。这一件朴素的衣服已经成为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这从不变换的服装又象征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始终如一的坚贞和苦干。将来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是可能，Y君这件灰布大衫是应当用尽办法找了来的。”

因为衣着过于朴素，闹过不少笑话。1920年秋，恽代英应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章伯钧之请担任教务主任。恽代英与利群书社的吴化之、李求实等人身穿长衫、脚着草鞋、肩挑行李，来到第四师范学校门口，被门卫工友拦住了。门卫心想：“说是先生，天下哪有先生挑行李、穿草鞋的？说是苦力，天下哪有穿长衫、戴眼镜的？”

后来赴四川泸州川南联合师范学校任教时，恽代英未到校前，同学们已知他是领导五四运动的新派人物。当时的王德熙校长也自命是新派人物，平常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同学们便照着王校长的形象来揣度恽代英，认为他也会是个西装革履、风流潇洒的新青年。一天下午，听说恽代英到了，大家都拥到他寝室的窗外去偷看。只见一个20多岁的青年，光着头，黑黑的脸上戴一副小眼镜，穿一件粗布长衫，脚上是一双青布鞋，一点没有新青年的气派。大家都以为他是恽代英的仆人。有同学问：“恽代英先生什么时候到？”他微笑地点着头说：“马上就要到了。”晚上，全校开欢迎会。王德熙校长向大家介绍与他站在一起的青年：“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教务主任恽代英先生！”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惊叫了起来：“呵！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恽代英先生……”对于外在的衣着，恽代英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在《爱澜阁自叙》中写道：“对于衣服，吾不喜华丽，每着华服，心如有所不安。吾对于衣服之理想，以整洁为上，若华丽则勿取，吾意将终不服绮罗。为衣，但取其暖，适于卫生而已。”

凭恽代英的才华，个人和小家庭完全可以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但他舍弃了这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除“革命”二字以外，把一切都看成身外之物。恽代英一直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柳亚子在《哭恽代英诗》中慨叹：“苦行嗟谁及。”他的堂弟恽耀苍回忆说：“他吃饭从不挑菜，未穿过华丽的衣服，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恽代英生长在武昌，最爱吃武昌青龙巷价廉物美、营养丰富的传统食品豆丝。他的最高标准，不过是牛肉汤下豆丝而已。在利群书社时，每顿吃饭，总是用一只粗碗，装一碗饭，加一点素菜，蹲在僻处吃完了事，从无例外吃一点好的。在安徽宣城任教时，生活极朴素，身上穿的是一件布袍子，脚上穿的是布鞋和普通农民所穿的粗纱袜子。房间里也很简单，书桌上摆的只有几本中西文书籍。除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和一只手表，其他一无所有。

恽代英到上海后，白天在上海大学教书，晚上编《中国青年》，同时还要指导全国的青年运动，几乎一刻也不能休息。陈养山曾去过恽代英在上海的家，房间除一桌一床一凳外，仅有几个书架的书和报刊。他的饮食也十分寒酸，常在小饭店吃饭或买大饼充饥。一次，陈养山在电车上见他在吃大饼，问为何在车上吃饼。恽代英说，因赶时间，常如此。无法想象，一个大知识分子，却过着最底层人的生活。妻子沈葆秀后来忆及与恽代英共命运的岁月：“没有钱，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自己的房子，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生活异常艰苦，他曾对妻子说：“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的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在物质上虽然贫穷，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这种思想、情操、乐趣，是那些把占有当幸福，把肉麻当有趣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恽代英当时已是鼎鼎有名的人物，其收入足以使他过得很体面，可为何如此之“抠”？恽代英中华大学毕业后任附中主任，教薪不低，还投稿、译书，有稿费收入。互助社所创办的启智图书室、《新声》刊物、利群毛巾厂等所需的经费，大多是由他节衣缩食拿出来的。后来到安徽宣城任教，每月工资80元，连稿费及翻译外文书籍每年约有2000元收入。有时新出版的英文书籍，他还没有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就把译书的稿费寄来了。这些收入几乎悉数用于办学校、开书店、救济贫苦学生。

他来宣城时，带了两个学生，一个叫李求实，一个叫吴华梓，生活费和读书费都是恽代英供给的。在四川泸州任教时月薪100元，他每月只用4元，以一部分帮助弟妹、朋友和学生，其余绝大部分用来支援他与友人在武昌建立的一所中学和一家书店。自用的4元如何开支呢？除洗衣费外，大部分用来买信封、邮票和明信片。恽代英每天总有三四封信要寄，收信人都是与他研究问题或请求解答问题的。恽代英的复信不是用八行纸写的，而是在报纸上用毛笔写的，字很小，他在纸笔上也是不愿浪费一文钱的。诸多师友回忆，恽代英总是用明信片密密麻麻写一整面，不肯多费信纸信封。

1924年，恽代英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负责宣传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工作，月薪是120元。1926年，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本部）任政治主任教官时，月薪是280元，自己只取了30元，以250元缴了党费。1926年底，恽代英调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同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等职，“月入甚丰，除兼职不取薪外，月入亦有六百金以上”，但他每月只用30元，其余尽缴党费。

恽代英一直主张“利他”，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当力为助人事业。常助人者，其意志自然日高，恶诱因不易来。不助人者，其意志自然自卑，恶诱因自易来。”他提倡“有收入时至少捐其十分之一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这种捐款，无论他愿意捐到什么地方，只要他是直接间接有益于社会改造的，都是一样认承其价值。这个办法，主要是在养成一般人对自己私利无关的事牺牲金钱的习惯。”

恽代英的勤俭和苦行，既传承了毗陵恽氏的优良家训，又体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情操，彰显了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他曾对友人说：“中国最苦的人是劳动人民，如果我们要接近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所信服，必须要自身就从艰苦朴素做起。”

恽代英在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油印小报上曾写过一首小诗《我》：“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正是恽代英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中共常州市委党校专职副教育长、常州三杰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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