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一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与开创性的革命之路，其核心在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成功开辟，绝非偶然，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智慧与实践的结晶。在探索这条道路的征程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成为首要任务。他们深知，严明的纪律是凝聚力量、确保行动一致的关键。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严格的军队规矩，从日常行为规范到作战纪律，每一项规定都细致入微。这些党纪军规如同坚实的奠基石，为革命新道路开辟提供了根本保障。

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将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去，转移途中不断遭到敌人的尾追和阻击。9月24日，部队行至江西省萍乡县芦溪镇时，遭到国民党军的拦腰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损失惨重。更为严峻的是，部队中的一些军官的军阀作风暴露出来，打骂士兵现象不断出现。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同志开始寻找机会脱离部队，部队不断减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却发现有一个排没有一个士兵逃跑。他对此很关注，特意调查了解其中的原因。原来这个排的排长是党员，排里的党员也比较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好。党员们通过持续的思想工作，不断鼓舞激发士兵们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在这些党员的带动下，没有一个人选择离队。

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发挥中坚骨干作用的重要性。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后，毛泽东在此对部队进行改编，改编采取的第一条措施，就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发挥共产党员的中坚作用。他决定在部队各级分别建立党的组织，在班排里设立党的小组，在连上建立党的支部，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在讨论部队的重大问题时，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做出决定。这一举措使军队牢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经过改编的起义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部队的凝聚力大大增强。

然而，部队在继续向井冈山进发的途中，一方面由于忙于转移，这一原则得不到彻底落实；另一方面，由于频繁的战斗，许多党员牺牲了，部队中党员人数不断减少，甚至有的排里没有党员，连里的党员也屈指可数。在这种情况下，连一级只能组成党小组，营、团一级才能建立党的支部。

10月13日，部队到达湖南酃县（现为炎陵县）的水口村。这时南昌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了部队，原师长余洒度对革命完全丧失了信心，借口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离开了革命队伍，随后又有一些战士也离队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必须尽快落实“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用以加强党的领导。他指示各连党代表要善于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抓紧发展新党员，迅速组建支部。他还亲自深入到连、排、班的战士当中，与入党对象谈话。10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桥头江家召开连以上党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发展陈士榘、赖毅等6名同志为新党员。毛泽东十分注意通过入党宣誓仪式来强化新党员的党性意识。在叶家祠堂，他亲自主持了这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不仅向新党员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的内涵，还带领他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水口建党，使“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原则真正落到实处，为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筑起坚实根基。不久，各连里纷纷建立党支部，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连队各种工作得到有序推进、高效运转。

设立士兵委员会，构建新型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除了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外，另一项创举就是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废除旧军队的作风，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连里每个士兵都是士兵委员会的成员，士兵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士兵执行委员会，由推选产生的1名主席、7至9名执委组成。

士兵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有：

一是实行官兵待遇平等。明确禁止军官打骂士兵，赋予士兵在会议中建言献策的权力。即使是讨论打仗等军事要务，士兵也可以充分参加讨论，发表自己意见。生活方面官兵一律平等，统一在大食堂用餐，衣食住行标准一致。除了伤病兵外，其他人不能搞特殊。

二是取消雇佣制度。不同于以往当兵，或为养家糊口，或为升官发财，如今不发薪饷，却让广大士兵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士兵多数出身工农阶层，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军队是完全属于工农兄弟自己的队伍，当兵打仗不是为了追逐升官或贪图财富，而是要为千万工农大众谋出路，帮助劳苦人民翻身成主人。

三是维护部队纪律。士兵委员会管理部队纪律，处理各种违纪现象，引导士兵们自觉地遵守各种纪律，包括群众纪律和军人纪律。有一次，红32团连长徐彦刚与一些干部赌钱，并引发一些矛盾，被连士兵委员会发现了，将这件事报告给红4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陈毅对徐彦刚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并给予了组织处分。这时，湘赣边界正在召开“一大”，陈毅罚徐彦刚为大会站岗三天。大家看到作为连长的徐彦刚违反规定都被罚了，于是再也不敢赌博了。

实行官兵平等，士兵们头一回有了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平时，军官与士兵同甘共苦，摸爬滚打；战时就能上下同欲，团结一心，迸发出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

确定三大任务，密切军民关系

秋收起义部队刚上井冈山时，虽然打着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和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尚不被了解，加上敌人的恶意造谣和歪曲宣传，当地群众对这支新生革命力量心存疑惑和畏惧，不敢与部队接触，有的甚至携家带口躲进深山。井冈山老红军陈士榘回忆说：“当时，虽然我们已经改为工农革命军，打的是五角星加镰刀斧头的红旗。但部队的服装与旧军队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旧军队给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是抓夫、派差给他们挑东西，拿东西不给钱，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老百姓见到‘丘八’就要‘跑反’，到山上去。说明群众对军队是非常痛恨和害怕的。”因此，要使群众真正了解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必须通过深入广泛的群众工作，通过宣传起义部队“为工农大众谋解放”的革命理念，让群众认识到这是一支与旧式军队完全不一样的新型人民军队。

1927年11月，毛泽东命令1团团长陈皓、1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部攻下茶陵县城，部队进驻县衙门，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陈皓不懂如何施政管理，于是将县政事务委任给曾在北伐途中当过短暂县长的谭梓生。新成立的政府没能摆脱旧章程，依然沿用旧政府的治理模式，无论是征粮征款还是升堂审案，都没能把服务民众的宗旨落到实处。群众见此意见很大，批评新的县政府是“换汤不换药”。

毛泽东获悉情况后，马上给宛希先写信，指示:“由部队派县长是不对的。新的政权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要发动群众，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医院，保护学校。”宛希先向陈皓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陈皓不敢怠慢。宛希先立即组织人员深入到县城和乡村中发动群众，成立了工会、农会、赤卫队等组织。1927年11月28日，由工人、农民和士兵自己选出的代表，组织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不久，湘军吴尚第8军向茶陵进攻，工农革命军在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后，为防备敌人的再次进攻，便主动撤出茶陵县城。此时，团长陈皓认为革命前途渺茫，想带人叛逃到国民党军方鼎英部。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立马下令追上陈皓等一伙人，并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在砻市河滩上，毛泽东组织全团指战员召开会议，宣布处决陈皓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1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同时，为了进一步做好以后的工作，毛泽东对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开展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明确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 二、 打土豪筹款子; 三、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的提出，使工农革命军的干部和战士对于什么是革命、怎样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白了革命不只是单纯打仗，还要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由此以后，工农革命军的干部战士在工作中都自觉地把打仗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

“三大任务”提出后，各级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深入群众当中，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把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群众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是自己的军队。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三大任务”的内容在不同时期又得到丰富和发展，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日益牢固。

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烙印人民军队属性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一部从大汾镇出发，准备向桂东方向游击。当部队经过长岗坪时，由于警惕性不够，遭到遂川县反动头目、靖卫团团长肖家壁部的突然袭击，部队遭到重大损失。为此，毛泽东决定率领部队返回井冈山。机动途中，毛泽东决定会一会尚未谋面的井冈山农民自卫军首领王佐，他觉得要想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必须要得到王佐的支持。

这时，由于部队后勤补给出现严重困难，战士们经常吃不饱，一些不良苗头在队伍里出现。一日行军途中，走在前面的战士看到山野间成熟的红薯，顾不上部队的纪律要求，一拥而上，在地里肆意挖掘，把红薯地踩得一片凌乱。正当战士们围坐一起吃红薯的时候，毛泽东从队伍后面赶来，见此情景，语气严厉地说：“几个红薯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了一支军队的作风和纪律。我们是代表工农利益的革命军，更应该有铁的纪律。只有做到不侵犯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随后，他要求大家照价赔偿 ，大家便把钱并同写下的信一起埋在了红薯地里。

部队到达荆竹山后，在与王佐会面前，毛泽东给全体部队指战员作动员中讲道，王佐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群众都拥护他，要求大家一定要与王佐的部队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随即，提出了最早的三项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 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一部攻克了遂川县城，不仅支持了万安县的暴动，还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占领县城后，部队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积极发动农民打土豪、筹款子。但在实施过程中，有的战士连普通商人和小贩的货物也没收，还有的甚至把药店的戥称也没收了，引起了普通商人的不满。毛泽东在城里进行调研时，了解到群众对部队的一些不好的反映，于是就把部队集合在遂川县城的李家坪，向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保护中小商人的“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

1928年3月28日，为策应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从酃县中村到达湖南桂东县沙田镇，继续深入开展群众工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浮财。但由于部分战士对政策把握不准，甚至把老百姓嫁闺女的新嫁妆也没收了。为此，4月3日上午，毛泽东又把部队召集起来，对全体指战员及桂东县沙田一带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宣布了做好群众工作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农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次，毛泽东把原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内容作了部分修改，比如把三大纪律第三条“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等等。“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结合起来实施，形成了一套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纪律体系，不仅彰显了工农革命军令行禁止的严明作风，更为广大官兵提供了具体操作的指南，让官兵能更加精准把握行为边界。至此，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基础的人民军队纪律制度基本形成。

5月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体官兵认真执行。这样，《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被正式确定下来。

1929年12月，红4军主力在福建省连城县新泉村整训期间，有一天，红军一个连队在训练和劳动结束后，到村中的一口水塘去洗澡。由于水塘不大，平时村民们洗澡时，用谷垫在中间隔开，区分男女浴区。这次洗澡的人太多，出现了男女混在一起洗澡的过界现象，被群众认为有损民风，向部队提出意见。于是毛泽东在“六项注意”中加入第七条：洗澡避女人。同时，还有战士喜欢掏俘虏口袋的烟抽，于是毛泽东又加了第八条: 不搜俘虏腰包。最后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在各地各军中略有出入，为此，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并由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统一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其中“三大纪律”是：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 一、 说话和气; 二、买卖公平; 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固定下来，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颁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部队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战时纪律和一般纪律。这些纪律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构建起人民军队强大的政治生命线。有了严明的纪律，人民军队得以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颁布《党代表工作大纲》，奠定军队政治工作基础

三湾改编时，已经确立了“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的基本制度。红4军成立后，为进一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毛泽东为红4军亲自领导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包括党的方面、军队方面、民众方面、做报告、民众调查五个部分。这个大纲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大纲，对红4军各级党代表的职责、任务、工作方法和个人修养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第一，确立了党代表的职责和使命。《党代表工作大纲》规定，党代表是代表党在军中工作，一言一行都必须对党负责。党代表要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在军队和民众中积极发展党员和团员，加强组织建设，把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党代表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在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党代表由党委派，主要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也要协助军事首长做好军事工作。

第二，确定了党代表的工作方法。首先，党代表要善于采用上课、讲演、开会、座谈、谈话等方式，向士兵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提高广大士兵的思想觉悟。如给士兵学员讲解《共产党纲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教材，在学员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让士兵知道他们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党代表要参加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帮助士兵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作战时，党代表要做好充分的战前动员工作，使战士们为了阶级利益而勇于牺牲。其次，在作战中，党代表应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勇猛杀敌。如担任特务连党代表的罗荣桓，打仗时总是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战斗结束后，罗荣桓又及时调查了解战斗的情况，帮助伤残兵和掉队的战士扛枪。再次，党代表要做好群众工作。这种群众工作包括士兵群众和普通老百姓的工作。要向士兵群众说明，士兵来自工人、农民和平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受压迫剥削的对象，与工人农民是一家人。要向普通老百姓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

第三，制定了党代表的请示报告和调查研究制度。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党代表的一切工作应该随时报告，包括向上级的汇报和听取下级的报告，保持上下级沟通顺畅，及时掌握情况。调查研究制度要求，党代表应该注意开展官兵调查和民间调查。其中官兵调查主要包括调查士兵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党在广大士兵中的发展情况以及官兵参加群众运动的情况等。民间调查主要包括政治调查和经济调查两部分。政治调查主要摸清旧政治机关的组织状况、反动武装的组成以及旧政治机关采取的各种反动措施及罪恶等。经济调查重点掌握田地分配比例、苛税的种类及田租、利息的高低情况等。作为红4军的党代表，毛泽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在井冈山根据地先后写下了《宁冈调查》《永兴调查》等调查报告，为全面掌握部队和地方实际情况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党代表工作大纲》的颁布，推动各级党代表积极投身思想政治工作。他们用无产阶级思想引导教育干部战士，帮助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为强化党对部队的思想领导和部队的集中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宣传执行党纪军规，筑牢纪律建设生命线

党纪军规一旦制定，就必须做好宣传，执行到位，否则便会形同虚设。为了使各项纪律条文转化为广大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毛泽东率先垂范，亲自宣讲纪律。例如，针对“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纪律，他以水缸为例向战士们解释，如果不小心打破了群众的一口水缸，即使赔的新缸不如旧缸光滑，但只要赔了，群众就不会有意见。

为让部队纪律深入人心，红军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曾在井冈山战斗过的老同志曾志回忆道：“我们走进一个小铺子，那里摆了一些东西:有几根针、几条线、几个红薯、几双鞋子、几张纸、几束禾草……旁边写上说明，‘这些东西，哪怕一根针、一个红薯都不能拿’。为了说明‘到老百姓家借东西要还、打破东西要赔’，旁边还摆了一块门板，一个破坛子，一个破碗。为了说明‘红军要帮助孤寡老弱的老百姓挑水、扫地’，旁边就摆了一个水桶，一把扫帚。总之，东西不多，都是一些实物，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逐一表达出来了。”

宣传纪律与执行纪律，是纪律建设中相互关联、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环节。为确保纪律得到严格执行，工农革命军专门设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对各部队遵守纪律情况进行检查，并根据违纪行为的具体情形作出相应处置。例如，红4军31团团长朱云卿与党代表何挺颖历经周折筹集到700银元，从白区商人处购得600多斤食盐，随后指派1连1排1班班长王耀南带领战士前往挑运。不料返回途中，食盐被当地靖卫队抢走，王耀南因严重失职需承担责任。此事上报至军长朱德后，起初，他认可了朱云卿提出的枪决王耀南的处置意见。后经警卫班战士萧新槐再三恳请，朱德免除了其死罪，但仍处以40军棍的处罚，令其带罪立功——利用他掌握的熬盐技术，从硝盐中提炼食盐。五天后，王耀南成功提炼出几十斤食盐，实现了将功补过。

在执行各项纪律方面，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堪称楷模。那时，在国民党的反复“进剿”与严密封锁下，井冈山根据地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粮食短缺、布匹匮乏，食盐、药品等日用必需品更是极度紧缺。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度过艰难危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率先垂范，带头厉行勤俭节约。曾战斗在井冈山的朱良才将军之子朱新春，曾向笔者讲述过老一辈革命家在井冈山的往事：那时粮食极度匮乏，毛泽东便与战士们一同采食野菜，还风趣地说“野菜虽苦，却有丰富的政治营养”；为节省用油，他夜里点灯撰写文章时，仅用一根灯芯。朱新春还详细讲述了朱德带领包括朱良才在内的战士们一同挑粮的故事。朱良才撰写的《朱德的扁担》一文后来还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

工农革命军第1师副师长余贲民，因工作需要调任一家小型被服厂厂长。面对职务调整，他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认真履职。当被服厂第一批棉衣赶制完成后，后方留守处主任邓允庭考虑到余贲民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特意劝他留下一套御寒，却被他坚决拒绝。最终，这批棉衣全部送到了基层士兵手中。

在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从严治党、从严建军：通过制定严明的党纪军规，筑牢纪律根基；建立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强化核心领导，进而打造出一支听党指挥、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正是这些强有力的举措，让红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与衷心拥护，为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井冈山燃起的革命星火，由此逐渐燎原全国，最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二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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