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恽代英注重道德修身，憧憬理想社会；担负救国责任，探索建党道路；一生安贫乐道，践行十年“守义”；勇当革命“鼓手”，抵制立三路线。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作家林轶青称其为“最得群众信仰之一人，青年对之尤甚”。周恩来称其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道德修身，志存高远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自幼深受中国传统儒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濡染。五四时期，恽代英的思想与行为具有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他以成为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君子为崇高人格理想，并坚信唯有通过严格的自我修养，才能逐步实现澄清天下的抱负，最终迈向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

为了砥砺道德品行，恽代英探索实践了多种修身之道：

第一种是自讼修身。1916年8月20日，就读于武昌私立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自讼语》，以深刻的自我反思开启道德修行。他从八个维度严格审视自身不足：处世经验匮乏、人情世故不通、交友疏于甄别、盛气凌人、怠惰拖延、随意取用他人财物、贪睡迟起、做事缺乏恒心。在文章结尾，恽代英更是直指问题根源，坦言自身弊病源于“志力不强”“畏多敬少”“自欺饰非”。他言辞恳切，既深刻剖析自我，更表达了“愿天下人无此弊病”的宏愿，表现出超越个人修身的济世情怀与责任担当。

第二种是日记修身。恽代英几乎做到“吾日三省吾身”，以求道德品行之精进。1918年3月23日，恽代英详细列举了自己的常犯过失：“大过：妄想、嫌恶人、说谎、不惜时、藐视日程、发怒、不清洁。中过：恋床、晏睡、失礼、未作应作事、作事无成效、未刷牙、呼吸出声。小过：忘事、迟到顷刻、不惜物、不节用饮茶、未饮水、含指口中。”他认为日记修身有一个益处是“详于反省则神志清明不昏不怠，反省而未改过莫自馁且加倍责志”。1919年恽代英表示“吾得日记之益大矣”，并决意“吾以是观吾品性也”。

第三种是日程修身。恽代英制订“修养记分格”，即将一天时间精确地分为十至十三个时段，每个时段都有相应的学习、工作或助人等任务以及完成该项任务的分数，一般总分为100分。如果某时段的相应任务没有完成或完成不好，则该时段不得分或酌情给分；如果个人在品行道德方面存有明显问题，则要酌情扣分。该日各个时段的总分和减去应扣的分数即为最终修养得分。此外，为了防止自己在假期中出现道德懈怠，恽代英还专门设计了假期自省表，并在朋友当中广泛宣传，试图将这种道德修养量化方式推广给个人和团体评价使用。

在坚守圣人君子人格理想的基础上，1917年，恽代英自称为“抱持大同主义者”。不过，恽代英那时的大同社会理想带有中西交融的色彩，一方面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底色，另一方面也兼具西方思潮的时代元素。1917年6月，恽代英仅用8天时间就读完《乌托邦》一书，认为这本书值得翻译。8月12日，恽代英规划“心目中应作之事”，将翻译《乌托邦》一事列入计划，可见空想社会主义对其观念的深刻触动。此外，恽代英曾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1919年9月9日，恽代英在给王光祈的一封信中说，“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这表明早在1913年，年仅18岁的恽代英便已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了。

新村主义作为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经由周作人等知识分子的引介传入中国。尽管这一理论遭到胡适等学者的质疑，却在当时的进步青年群体中激起热烈反响。毛泽东、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等革命者早期都曾深受其影响，甚至积极谋划新村建设实践。1919年11月1日，恽代英在日记中记录下他与林育南（香浦）关于“新村构想”的讨论，主张在乡村建立简约生活模式，降低生活成本；倡导废除金钱交易，消除私有财产，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分配原则。约一个月后，他用一副对联勾勒出理想中的社会形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为探寻改造社会的路径，1920年初，恽代英毅然辞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一职，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他明确提出书社“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文化”的宗旨，通过书报流通传播思想，实践共同生活理念，试图以这种自下而上的“共同生活”模式，推动社会的渐进变革，最终实现大同理想。 1920年10月，恽代英在《未来之梦》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改造主张：利用经济学原理，建成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既能以经济实力制衡资本家，又通过宣传互助共存理念启发民众。他坚信，通过这种模式的推广与发展，终将把全世界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度。

 从早期对多种思想的探索实践，到创办书社开展社会改造实验，再到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想，在思想与行动的持续碰撞、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恽代英逐步完成了从进步青年到坚定共产主义革命者的重要政治转变。

忧国忧民，探索建党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社会政治人物的表现令人失望，不少追求新潮的青年陷入道德困境：既摒弃了传统旧道德，又未能建立新的道德规范，甚至借新文化之名满足私欲，致使社会道德风气日趋低落。 1917年10月8日，恽代英等人在武昌发起成立互助社。该社以“自助助人”为宗旨，订立“自助”八条戒约，包括：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做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恽代英期望以互助社为平台，带动身边的人共同提升道德修养，重塑社会道德风尚。

互助社草章规定，社员每日开会一次，原定半小时，后多为一小时，事务繁多时可经表决延长。开会流程为：先静坐（初为数息百次，后改五分钟），再读前会记录，社员报告当日情况并讨论事务，最后诵读《互励文》散会。《互励文》强调国家危难，呼吁成员勤勉、真诚，培养人格、互助奉献，以此强化成员家国责任感。

恽代英自视甚高，以“周围人们的鼓舞者”自居，在互助社会议上成为成员公认的道德“导师”。据成员魏以新回忆，聚会时众人报告每日经历，恽代英会逐一分析，褒优贬劣。成员郑南宣也提到，“那时我们朝夕相处，日常生活，都处于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之中，一般不大可能说假话。个别人偶尔在小组会上说了假话，大家就立即给他指出，帮他改正。代英同志平日是非常和易待人的，但在这种场合中，和不正确思想交锋时，他又是微现严厉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发动商界参与政治抗议，5月17日，恽代英撰写《呜呼青岛》传单，欲唤起商民关注国事。5月19日，他组织互助社成员及学生散发传单，并在日记中慨然写道：“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惟靠我自己。明知无可倚赖，偏要倚赖他人，否则怪他人不足倚赖，自己却不下真心做，此其所以为亡国奴之性根。”此后，他还组织学生游行集会，推动武汉三镇形成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成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随着国家危机加剧，恽代英在社会改造基础上探索建党活动。1920年12月，陈独秀在信中批评其“未来之梦”是痴人说梦。据李伯刚回忆，此次批判引发恽代英等人思想波动，反而促进了其思想进步。1921年6月初，林育南也来信质疑“未来之梦”难以实现。6月21日，利群书社在兵变中被毁，致使恽代英的社会试验失去依托 。   

1921年7月初，恽代英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会议核心议题是讨论学会的宗旨主义与政治活动问题。在7月2日会上，会员就这些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讨论宗旨主义时，恽代英虽认可学会需要主义，态度却较为温和。数月后，他在给杨钟健（时为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之一）的回信中坦言，自己在南京大会上充当调和派并非本意，当时已意识到学会需树立明确旗帜，根本无可调和。恽代英还表示，希望将学会改造成布尔什维克式团体，并说明在南京的和缓态度，实则是失望后无奈求其次，当“其次”也无法实现时，便考虑以分裂学会的方式，达成最高理想。

从南京回到武昌后，恽代英即刻召开利群书社社员会议，详细介绍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思想分歧，并公开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1921年7月16日至21日，他进一步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24位各团体代表，在湖北黄冈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存社。共存社以“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不仅组织架构严密，更确立了清晰的宗旨主义，标志着共存社已初步具备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核心特质。

与董必武、陈潭秋等武汉地区部分先进分子的建党活动方式迥然不同，“共存社成立，是在与共产国际及上海、北京没有联系情况下，恽代英为首的武汉地区先进分子独立展开的建党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存社很快停止活动”。成立共存社是进步青年独立自主开展的建党实践，是地方革命者探索救国道路的开创性尝试。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时代的需要和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1921年下半年，恽代英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踏上革命新征程。

安贫乐道，忠情守义

恽代英的挚友柳亚子曾在他牺牲后写下诗词《哭恽代英五首》，其中第一首诗中提到“苦行嗟谁及，雄文自此休”，深切追忆了恽代英一生坚守的苦行精神，这种精神早在五四时期便已彰显。恽代英的四弟恽子强回忆道，虽出身官僚家庭，恽代英却一生秉持朴素作风。上大学时，他发起朴素竞赛，当他人竞相追求衣着时尚，他却身着短至膝头的长衫；脚上的老布鞋，总要穿到鞋底磨穿才肯更换。在中华大学读书时，恽代英曾坦言，他不喜欢华丽的衣服，每次穿上华服内心都会不安。一方面因为不习惯，另一方面也与本心相违。“吾尝愤世人骄侈之习，欲以己身力矫之，故衣履破而不易，敝而不舍。”他躬身垂范践行着对奢靡之风的抵制，表现出超凡的精神境界。

1920年，恽代英在诗作《我》中袒露其“苦行”之志：“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质朴的语句间，勾勒出一介书生的简朴模样，虽无世俗成功的耀眼标签，却蕴含着为理想献身的磅礴力量和为社会变革不惜自我燃烧的坚定决心。

同年11月，恽代英前往宣城四师任教。在学校举行的欢迎会上，他身着半旧且略显窄小的蓝布长衫，光头搭配深度近视眼镜，脚穿土制布鞋，朴素的装扮瞬间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学生们眼中，这位师长开明谦逊、平易近人，看似一介普通书生，却在他们心中矗立起高大而新奇的形象。

1921年至1922年间，恽代英任教于川南师范。刚到学校报到，听闻恽代英来了，众人纷纷围聚在他寝室窗外一探究竟。只见室内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正在整理书籍行李，他光头素面，黝黑的面庞上架着一副小眼镜，身着粗布长衫，脚蹬青布鞋，全无当时人们想象中“新青年”的时髦气派。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他是恽代英的仆人。

大革命时期，恽代英主持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身兼数职。作为武汉政府的重要人物，他每月收入颇丰，即便兼职不拿薪酬，月收入也超六百银元。然而，恽代英每月仅留三十元自用，其余悉数上交党组织作为党费。茅盾曾与恽代英并肩作战，他回忆道，有人戏称灰布大衫就是恽代英的标志，这件朴素的衣衫早已融入他的人格，象征着他对革命事业始终如一的坚守与奉献。恽代英生活刻苦，为人宽厚，毫无不良嗜好，待人接物温和谦逊，从未疾言厉色，因而被友朋尊称为“圣人”。战友萧楚女更盛赞道：“代英很像墨子，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代英就是现代的墨子。” 

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先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后，部队冒着酷暑南征，沿途百姓多因战乱逃离，部队供给极度匮乏，近三分之一官兵或开小差或落伍。为提振士气，恽代英以身作则，光头赤脚在烈日下行军。他的换洗衣物早已遗失，身上粗布军衣污秽破烂，肩上仅搭着一条多功能长布手巾，因连日暴晒皮肤脱屑，人又黑又瘦，被战友们称为“甘地”。广州起义失利后，面对挫折，他对身边年轻战友坚定地说：“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以得到福中福。”                  

恽代英的“苦行”精神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中，也贯穿于其情感世界。1918年，妻子沈葆秀因难产离世后，他决心将深情化作一生的坚守，他跪在岳父沈云驹面前，郑重承诺不再续娶。对此，沈云驹以“男子大丈夫，三妻四妾不为过”相劝，然而恽代英心意已决，此举在沈家上下引起巨大震动。为寄托对亡妻的思念，他计划每月阴历十五给妻子写一封信，甚至已完成四封。后因父亲劝阻才作罢。此后，他自号“永鳏痴郎”，特意刻制了“葆秀忠仆”图章，将对妻子的忠贞不渝凝固在这一独特符号中。

恽代英坚守“不复娶”的誓言，这与传统“孝道”观念发生碰撞。面对亲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古训相劝，他始终不为所动。1918年5月11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吐露心迹：当听闻全婶提及有人欲为自己说媒时，他深感愧疚，自忖“何面目见葆秀”。他痛斥世俗中男子丧妻后旋即另结新欢，以及女子甘愿做继配的现象，直言这是妻子沈葆秀与自己都不齿之事。他在日记中郑重宣告：“吾虽不见葆秀，葆秀无日不在吾心中，常若同在，吾固有妻也。”并坚定地表示，任何说媒之举皆是徒劳。全婶以为他不复娶只是一时意气，而恽代英却以人格起誓：“使吾有一日忍心负吾葆秀者，天日鉴之。”在他心中，个人情感绝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人格尊严紧密相连。他毅然舍弃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奉献社会的伟大事业中。直至1926年，恽代英与志同道合的沈葆英（沈葆秀之妹）结为革命伴侣。

时代先锋，青年楷模

1923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恽代英任主编，并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在《中国青年》的发刊词中，恽代英提出，“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很多人都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

为了办好这份刊物，恽代英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主张不要用空泛的道理说教，而是根据青年人的特点，将革命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使青年倍感亲切。恽代英一直关心、热爱青年，通过撰写文章、发表讲演、开展通信等方式，竭诚与广大青年交朋友。针对当时青年人中间普遍存在着不做事、孱弱、浮泛等倾向，恽代英强调，《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切实的路上。

恽代英在《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一文中提出，一个有志青年首先必须破除“自私”和“游惰”的恶习，从日常的细微之处做起。因此他希望青年们每星期至少牺牲6小时，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业；每星期至少牺牲6小时，作时事与社会改造理论与办法的研究；有收入时至少捐出十分之一，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这个倡议在青年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如成都青年张霁帆即完全采用恽代英所提出的研究和服务标准，使恽代英十分欣慰。恽代英还与青年读者保持通信联系，并将有典型意义的内容刊登在杂志上，以期引起广泛讨论。

其时《中国青年》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据郭沫若回忆：“他（恽代英）在上海曾经办过一种以青年为对象的小型杂志，就是最早的‘中国青年’。那杂志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据不完全统计，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190多篇文章和通信，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异常复杂，其中路线问题至关重要。1930年春，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错误估计形势，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企望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这种“左”倾冒险主义刚刚抬头，便遭到恽代英等同志的批评。

1930年2月，恽代英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厦门指导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到闽西苏区进行调研。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恽代英于3月份在《红旗》刊发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福建通信》和《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两篇文章，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在中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这无疑是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观点的有力批评。

4月，出于对党的事业和革命前途的考量，恽代英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向党中央提出了建议。由于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严重分歧，恽代英和李立三发生了激烈争论。随后，恽代英被免去了中央的职务，到沪东区担任区委书记，后又被调至闸北组织成立沪东区行动委员会，动员工人罢工，建立工人武装，准备占领上海。尽管恽代英对立三路线有不同意见，但仍然忠实执行中央的命令。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杨树浦怡和纱厂开展活动时不幸被捕。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因顾顺章叛变导致身份暴露，在南京英勇就义。

（作者系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研究馆员、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