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已在陕北的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而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为什么改编为“新四军”，而不是别的什么番号，这其中有着曲折的历程和丰富的内涵。

国共谈判达成“其他地区红军游击队改为民团”的基本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就共同抗日问题展开正式谈判。国民党方面派出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谈判代表，之后，“中统”核心人物张冲和复兴社骨干贺衷寒加入谈判团队。中共方面则以留在西安处理事变后续事宜的周恩来为主要谈判代表，叶剑英随后也加入其中。

1937年2月9日，顾祝同进驻西安，张冲也于同日到达。在2月11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张冲就提出了改编基本方案：主力红军“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其他地区的游击队改为民团”。次日，毛泽东、张闻天收到周恩来电后，复电提出：“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围绕各自底线和原则，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谈判中初步达成多项成果，包括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团队”等。

3月8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全员参加，在由周恩来拟写的“三八协议”中，包括“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等正式内容。可见，这已成为当时国共双方的共识。然而由于贺衷寒擅自修改协议提出“贺案”，使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谈判无果而终。在随后进行的杭州谈判、第一次庐山谈判、第二次庐山谈判中，我党“采取拖延办法，待事态发展，以便促蒋让步”和“蒋不让步、不再与谈”的策略方针。七七事变爆发成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契机。

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以缓解正面战场的巨大压力。同时，蒋介石也想将南方红军游击队尽快编组下山。于是，国共谈判拖延不决的状况发生急转直下的改变。当周恩来主动找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时，何应钦当即表示，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将协助红军游击队进行改编。8月17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这一情况，并请准备派去鄂豫皖、闽西南和其他游击区的郑位三、方方等人员速来南京，以明确相关任务和注意事项。

直到这时，国共双方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共识，仍是就地改编为民团或保安队，谁都没有想到，更没有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编组为一个军。

南方红军游击队相继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或“保安队”

在国共两党高层展开谈判的同时，南方各独立区域的红军游击队依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总形势，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放弃阶级仇怨，纷纷与国民党当地政府和附近驻军进行接触和谈判，答应改变番号与编制，以求取得合法地位。

最早开始与国民党谈判的是闽粤边游击区。早在1937年3月，他们就从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委处获悉，中共中央已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联蒋抗日”。于是从4月开始，他们就同驻漳州的国民党军展开谈判。7月1日，双方达成协议，改番号为“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这是第一支与国民党达成改编协议的中共地方武装。然而由于放松警惕，这支由何鸣领导的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到漳浦集中时，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包围，被解除武装，酿成“漳浦事件”，又称“何鸣事件”。这一事件严重影响了国共改编谈判进程，以致于后来国共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时，“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首先要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成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经多方交涉，国民党方面被迫退还300多支枪，并释放了被扣人员。

鄂豫皖边区的红28军高敬亭部，于1937年7月中旬开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并于7月28日达成协议，就地改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各游击区域本着“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指示中还包括关于政权、土地、武装等方面的一系列策略办法。随后，各地红军游击队依据指示精神，纷纷与国民党方面展开谈判，进行部队改编，取得合法地位。如：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傅秋涛部改编为“湘鄂赣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闽西红军游击队张鼎丞、邓子恢部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浙南红军游击队及粟裕部改编为“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项英、陈毅部改编为“抗日义勇军”；闽东游击队叶飞部改编为“福建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等等。

到1937年底，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相继改变番号，完成就地改编。但直到这时，这些已经完成改编的红军游击队仍不曾想到还会继续整编，更没有想到会集中成立一个军——“新四军”。而这一转变的契机，正随着叶挺从澳门抵达上海而悄然酝酿。

叶挺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

淞沪抗战爆发后，叶挺由澳门抵达上海。周恩来获悉后，立即到上海会见了这位久违的老战友。叶挺与周恩来交往已久，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叶挺从苏联学成回国，到中共广东区委报到，与时任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首次见面。之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导下，叶挺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并任团长。独立团成立党支部，直接受广东区委军事部领导，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经常听取叶挺关于干部任免、人员补充和重大军政训练等工作汇报，并给予及时指导。1926年5月，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出发前，周恩来专程到广州叶挺家里，召集连以上党员干部开会。独立团党支部将周恩来的讲话整理印发，作为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周恩来担任中共前委书记，领导整个起义行动；叶挺担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所部第24师担任起义主攻任务。到10月中旬，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潮汕失败后，叶挺与聂荣臻护卫身患重病的周恩来退往海陆丰，后由金厢镇渚村乘渔船到达香港避险。1928年6月，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莫斯科，因提交的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对当时的“城市中心论”提出质疑，受到米夫及其助手王明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无情打击。叶挺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流亡欧洲，与周恩来就此一别，十年不得见面。

这次两人在上海久别重逢，分外高兴。谈话间，周恩来婉转地表达了请叶挺出面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想法，叶挺欣然接受。随后，叶挺通过在上海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4军英勇作战的“铁军”传统。蒋介石很快同意，并一度考虑让陈诚或张发奎出任军长，但陈、张二人显然对这个职位没有兴趣。后经询问李济深、冯玉祥等人意见，同意以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9月28日，在未与中共商议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将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张鼎丞部等“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国民党方面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番号，10月12日也因此被确立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虽然新四军军部成立还是两个多月后的事，但新四军番号、军长人选以及组成部队均已明确，即表明新四军在名义上已经存在。

将南方红军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并以叶挺为军长一事，并不在国共谈判的内容之列，但中共方面之所以能接受国民党的单方面决定，一方面是从抗战大局出发，放弃了之前坚守的一些原则，做出了较大的妥协和让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共方面也有很强的“四军情结”。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后，新组成的部队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来发展为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曾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创造了辉煌战绩，有着“铁军”的传统和荣誉。另一方面，朱德、陈毅部主体来自国民革命军第4军，当时工农革命军中许多主要将领也都来自第4军，如叶剑英，曾任第4军参谋长；张云逸，曾任第4军25师参谋长；陈毅，曾任第4军25师73团政治指导员；林彪，曾任第4军25师73团排长；粟裕，曾任第4军24师教导队班长；陈赓，曾任第4军25师73团特务营营长；谭政，曾任第4军25师73团特务营文书；许光达，曾任第4军25师75团炮兵营排长等等。

其实，在这之前中共方面已通过某种途径获悉叶挺事，并提出希望“叶挺须来延安”。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表达了愿意接受中共领导的决心。毛泽东曾误以为，组建新四军并让叶挺担任军长是周恩来的主意，而实际上这个方案并不是周恩来提出来的，是叶挺的“个人意见”。后来，叶挺曾对新华日报记者说：“‘八·一三’后，我个人提议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部队组织一个军，经国共双方同意，发表了‘新四军’的名义。”所以，“新四军”的名义，其实是叶挺对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4军“铁军”情怀的一种唤醒，并且得到了国共双方普遍的价值认同。而这种“情怀唤醒”和“价值认同”，对于新四军部队和广大指战员又具有一种心理暗示，使他们从内心生发起一种荣誉感、归属感和自豪感。这便是历史视域里的“铁军精神”。

传承和发扬新四军“铁军精神”

北伐战争时，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因作战英勇，而被称为“铁军”。叶挺独立团之所以战斗力最强，不是因为人数多、装备好，而是因为“共产党员最多”，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有党组织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支撑，加上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支部队自然深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戴。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不久，叶挺在武昌洪山主持修建了独立团北伐烈士墓。墓碑上除刻了牺牲的第一营营长曹渊等191位烈士英名外，还刻写了“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无产阶级的牺牲者”“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四句话，彰显着部队的精神内核。1927年1月15日，叶挺代表第4军接受武汉粤侨联谊社赠送的“铁军”荣誉盾牌，从此，“铁军”威名随第4军传遍天下。

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新四军，虽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却与北伐时期的“老四军”有着深厚渊源：“新四军”番号直接传承自老四军，军长更是由“北伐名将”叶挺担任，天然承载着“铁军”的光荣传统。

新四军成立后，十分注重对外宣传。1937年11月13日，叶挺刚从延安回到汉口，首次以新四军军长身份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就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战意志。1938年1月，他又分别接受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救亡日报》记者的采访，抒发了“抗战到底”的决心。爱泼斯坦在报道中写道：“曾在1925年至1927年国民战争中作过战的叶挺将军，是著名的‘铁军’中杰出的将领之一，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的军长。”到访过新四军的德国人汉斯·希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也都在记述中强调：新四军番号承袭自北伐“铁军”第4军，而叶挺正是当年4军的杰出将领。

不过，与“铁军”传统在外的广泛传播不同，新四军内部在一段时期内并未充斥这种荣誉感与精气神。1939年3月15日，项英在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上谈及“用什么精神去建军”时，仅提出“我们建军应达的目标”“就是部队的一切建设上、工作精神上、作风上，要成为正规的军队”，要“使我军成为最进步的正规军队”，通篇未提及“铁军”精神与传统。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39年春周恩来视察皖南新四军军部时。在军部召开的欢迎晚会上，音乐家何士德演唱了《歌八百壮士》，陈毅在大家的簇拥下用法文唱了《马赛曲》。唱完，陈毅深有感触地提出，新四军应该创作一支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提振士气。不久，陈毅即写出歌词初稿，热情歌颂新四军继承着北伐第4军、红军第4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前后十余年的光荣传统，取名《十年》。后经项英、袁国平、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由何士德谱曲,《新四军军歌》就此诞生。歌词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歌词豪迈雄壮，成为“铁军精神”的生动写照。

1939年6月，《新四军军歌》定稿，7月开始在全军教唱。从此，“铁军精神”在新四军全军上下广为传扬。如项英在《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一文中就号召全军“造成铁一般的战斗力”，“尤须有铁的纪律”，“使新四军能成为新的模范的铁军”。朱德、彭德怀在致新四军成立二周年的贺电中也说：“期望你们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发扬过去光荣传统……使新四军成为一支无敌的铁军。”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成立。研究会成立以来，在研究宣传新四军历史、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和新四军革命精神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今，新四军革命精神内涵被概括为：“听党指挥，忠于人民，坚贞不渝的铁的信念；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百折不挠的铁的意志；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牢不可破的铁的团结；令行禁止，执纪严明，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勇猛顽强，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铁的作风。”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盐城，在参观新四军纪念馆时指出，新四军的历史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用好这一教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在新形势下对新四军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它已经不单为新四军所独有，而成为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共同的精神。

（作者系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机关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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