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打败外国侵略者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系统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任务

1935年12月，在陕北严冬中，几十个人聚集在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城内的天主堂里开会。与会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来自各红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当时中共中央给这次会议确定了一个名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主要是听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头，就提出一个令大家想不到的问题：“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让刚刚摆脱危险的党中央领导人和各红军部队及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吃惊，但是接着毛泽东在分析形势后又提出了令大家想不到的问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些红军部队中有的领导人此前甚至没有听过这个词。虽然在此前瓦窑堡城内小东门田家院一排五孔窑洞中，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中，讲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但此次毛泽东在严谨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深刻和明确的结论，仍然让参加那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耳目一新。

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有专门一节：“民族统一战线”。他在报告中批评了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他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关门主义策略作了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毛泽东还说了一段令人至今难忘的话，他形容“左”倾关门主义时说：“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以坚定的口吻表示：“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

毛泽东的话，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这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来有人形容这次会议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1935年12月，这个时候，红军长征还没有结束；这个时候，苏联还在搞“大清洗”，在对外政策方面，苏联还在努力构建苏、法、东欧邻国紧密合作共同遏制德国的互助欧洲集体安全联盟。缔结了流于形式的互助条约后，苏联对日本采取了和缓政策；这个时候，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还在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根本就没想要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共产党里“左”倾关门主义盛行，以至于毛泽东讲了很多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话。

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容，与别人所提内容，有云泥之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其中总要有一个领导力量。当时的中国，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最大。于是，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必然是国民党。王明就持这样的主张。1937年，王明回国，以“钦差大臣”自居，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系统地发表了他关于怎样坚持抗战、怎样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由国民党领导。没过几天，1937年12月23日，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上，提出了“三个一切服从”的政治主张：我们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国民党，一切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王明提出“三个一切服从”，绝不是他个人的发明。他是“衔命回国”的，他的意见，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意见。原来，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认为，在中国，国民党的力量最强，要依靠国民党抗日，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由国民党领导，通过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拖住日本，使日本不能向北进攻苏联。毛泽东当时就批评说：王明这个人就是想苏联的事想得太多了，想中国的事想得太少了。毛泽东的看法是，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才是巩固的统一战线，才能真正抗击日寇，拯救中华民族之命运。因此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绝对不能由国民党领导，更不能听王明的，搞什么“三个一切服从”。毛泽东的道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广泛的，内部构成很复杂，它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海外华侨中的广大爱国人士，还包括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因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直接关系到这个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发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华民族最大利益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个统一战线才能真正巩固，中华民族才有光明前途。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搞抗日统一战线，总要有个“司令官”，在当时的中国，能当“司令官”的政党，有两个，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共产党，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谁来当“司令官”好呢？国民党当“司令官”，不行，因为国民党是在日本要灭亡中国从而动摇其统治地位情况下被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它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总是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发展壮大，害怕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发动，力图控制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不超出它所需要和允许的范围，服从于它的阶级利益。在中国，能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司令官”的，只有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要坚持抗战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的政治力量。

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外国人不解，他们以西方哪个政党人多就应该当领导的惯性思维，对毛泽东的观点提出疑问。毛泽东的回答是：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不是看哪个政党力量的大小，而要看政党的代表性。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是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全民族的利益。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怎样表现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呢？毛泽东认为，这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上。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领导人民去实行、影响和推动国民党接受这些主张，实际上就发挥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

但是，国民党也要争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司令官”。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一个”（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的专制方针，确定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按此方针先后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秘密文件，在统一战线中打击、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搞破坏，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发起进攻，制造磨擦事件。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在反对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毛泽东制定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提出了三大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以斗争求团结，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存在。

中华民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长期支撑抗日战争，并且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如果没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会很快亡国灭种。毛泽东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战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任何人都难以替代的。

系统阐明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毛泽东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形成正面、敌后两个战场，发挥了以弱胜强、扭转乾坤的作用。

早在全面抗战尚未开始时，毛泽东就预见到：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持久战。1936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1937年全面抗战刚开始时，毛泽东又说过，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毛泽东后来自己也说过：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他着重指出：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是一个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对蒋介石、对毛泽东，震动都很大。此时从七七事变算起，仅仅4个月，中国北方就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南方一线，日军进军迅速，中国军队处处被动。蒋介石受震动之后是情绪消沉，对抗战胜利失去信心，开始寻找妥协之路；而毛泽东受震动之余，则通过深入思考进一步发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他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开始考虑抗战全局问题。他通过对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这些基本事实，对于自己早就形成的抗战持久战总战略更加坚信。基于这一认识，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

蒋介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这使蒋介石失去了在黄河以北地区展开兵力，与敌互有攻防，从而对日军进行持久抗战的机会。日军一路南下，攻占了中国大半领土。但是，国民党军队毕竟数量多，又陆续将主力撤至西南，而西南地区山多路险，易守难攻，日军打下武汉后，再也难以组织起有力的攻势去攻打中国的西南地区。日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灭亡中国，已经成为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准确的。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此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月，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这个时候，毛泽东分析时局变化，研究全国军事局势，对抗日持久战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5月底，毛泽东在简陋的窑洞中动笔写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战总战略。他在写作时，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分析，一层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写成数万字的《论持久战》。初稿完成后又做了反复修改。5月26日至6月3日，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开会。毛泽东用了近十天时间讲演了《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毛泽东讲演后，陈云提议公开发表。7月，《论持久战》最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开门见山地说：我就是讲抗日战争持久战的，“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后，得出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毛泽东论述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它的发表，不光坚定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念，而且产生了一个连毛泽东也事先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在中国人民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程思远先生在回忆中就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虽然白崇禧对毛泽东抗战总战略的解说，纯粹是误读，但从另外的角度上看，也说明国民党高级军官们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国民党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

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

科学谋划开辟敌后战场战略布局

从1937年淞沪会战，到南京会战，再到武汉会战，国民党一再败退；11月8日，北方重镇太原也失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打得太拉胯，蒋介石躲到四川峨眉山，日寇也逼近四川。密切关注抗战局势的毛泽东认识到，国民党正面战场靠不住，共产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

共产党怎样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的初步认识是：共产党必须深入到敌后去，开辟敌后战场，领导敌后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由此造成战争的持久性。就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说：“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毛泽东看到，日本是小国，兵力有限，中国是大国，幅员辽阔。日寇虽然侵占了北方主要城镇，但它在向南进攻中，必然集中兵力于南方战场，这样，就在北方特别是北方农村，留下了许多空白地方。这是共产党在北方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良好条件。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应该深入到敌后去，在日寇留下的广大空白地带，发动群众，组织广泛的游击战。第一步就是把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化为游击根据地，然后在北方广大地方开辟更多抗日根据地，用游击战的方式，牵制日寇。

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和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形成了敌后和正面两个抗日战场；两个战场相互配合作战，就是中国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按照毛泽东这个对日作战基本方针，国民党虽然在正面战场上打得拉胯，但只要它不投降，步步抵抗，就会吸引日本许多兵力。而共产党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既能牵制和消灭日寇很多兵力，又能破坏日寇的交通和补给线，消减日寇对中国正面战场的进攻力量。这样，一个在前边顶，一个在后边拉，必将使日寇顾此失彼，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由此造成日寇不能速胜，而中国则在持久抗战中消耗敌人最终战胜敌人的态势。

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不久，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一次谈话中，就讲明白了中国这个对日作战基本方针。他先讲了正面战场应该怎样打。他认为像国民党这样打是不行的。正面战场要想真正顶住日寇进攻，必须打大规模的运动战，为此，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日部队，战线不能太短，不能固守一城一地，而应该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由此造成抗日战场的广阔性，中国军队要在广阔的战场上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战。毛泽东当时用了“高度”的运动战来形容这种大规模运动战。具体怎么打？毛泽东也说明白了。这就是，抗日军队要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毛泽东不赞成国民党当时打的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他说，对我有利的军事地点，条件允许，也可以打一点阵地战。但是，抗日正面战场主要的是打运动战，这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接着，毛泽东讲了敌后战场应该怎样打。他说，主要的是发动和组织农民。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抗日游击队。中国农民是仇恨日寇的，共产党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农民中就会爆发出抗日的很大“潜伏力”。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战场，“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毛泽东从抗战大局出发，直接给蒋介石写信提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要采取大规模运动作战，将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具体做法应该是：在日寇进攻时，我方在内线防御时又部署足够兵力于外线，配合内线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战之军事政治形势。毛泽东称：这就是“攻势防御”。蒋介石只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考虑，并未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方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总体作战中，也偏离了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因此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一败再败。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日寇，承担起了抗日中流砥柱作用。

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对日作战方针，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正面战场未能突破凭借云贵川险要地势防守的国民党军队防线，战局陷入胶着状态。而在敌后战场，日寇则频遭八路军、新四军运动战、游击战的打击，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日本最后战败投降。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制定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为中华民族最终战胜日寇，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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