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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以工促农协调发展的常州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建设的个案分析
来源 : 《江苏改革开放30周年论文选》 2008-12-22 10:34:08 已浏览 : 6392
      作为长江三角洲中部地区的一座中等城市,位居江苏省南部的常州,历史上商品经济发达,虽然自然资源贫乏,但受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影响较大的常州,人们商品意识强烈,教育水平较高。解放后,常州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在1949年到1984年,常州市区工业产值以平均每年递增12.8%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23%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常州地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导,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促进乡村工业发展为主线,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农业扶持和保护为途径,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走出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常州发展之路。2006年,常州总体上达到江苏全面小康指标。
     笔者试对改革开放30年来常州以工促农的发展历程进行个案分析,以探寻这个迅速兴起、曲折发展的城市农村工业化的历史变迁及其特色,希望通过常州折射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并对当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有所启示。
     一、常州以工促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常州农村从当地的区位特点出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创造“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全面振兴农村经济的新模式(“苏南模式”);以乡镇工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浪潮,成为促进常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动能。进入新世纪,常州全面统筹城乡发展,加强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工作力度,纵深拓展具有常州特色的新农村建设之路。
     (一)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工支农以城带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活动,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常州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速农业的发展,为振兴乡村工业提供富裕劳力和物质基础。费孝通先生在分析苏南乡镇工业产生的原因时,曾以“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作为“社队工业发展的内因”②;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工业品奇缺,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城市退休回乡的老职工,成为常州农村获得办工业所需的“原料、资金、设备、技术和产品市场”的现实资源。
     常州乡镇企业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从农业母体上创办的一批小农具、小棉织、小砖瓦、小粮油饲料加工及猪鬃、梳篦、建筑、运输等手工业合作社(“社队办企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方针指导下,各级干部群众发扬千山万水、千家万户、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四千四万”精神组织原辅材料,开拓销售渠道,为城市工业配套生产。当时社队办厂的职工亦工亦农,采取“劳动在厂,分配在队;评工记分,秤粮分钱”,以高积累低分配“滚雪球”的办法,逐步发展成长。
     常州乡镇工业自力更生、自筹资金、自找原料、自寻市场,走出一条依托市场、自求发展的新路,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乡镇工业的崛起,带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转移;同时乡村工业上缴的管理费和按一定比例提取的企业利润,采取“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形式和制度,协调务农与务工收益悬殊的矛盾,有效地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85年,居全国百强县第七名的常州市武进县,其乡镇企业达到3386家,农村劳动力务工、从事个体经商和个体运输的劳动力近30万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33.3亿元,其中乡镇企业达23.5亿元,占70.57%;全县工业实现税利6.41亿元,其中乡镇企业达2.84亿元,占44.31%③。
     常州依托乡镇工业,贯彻“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方针,强化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优势互补。常州市属企业对数以千计的乡镇企业,在技术上帮助,在物质上相互支援,在管理上促进,在销售上联营,并形成以名新产品为中心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的经济联合体。1985年,常州农村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发展到3100多个,商品率达85%以上。农村经济在常州市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85年常州乡镇工业的产值和实现税利,分别占全市总数的33%和36%;常州市区和所辖武进、金坛、溧阳三县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1980年的61∶39发展到1985年的51∶49。常州乡镇企业平均每年新增3~4万个就业岗位,安排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收入中的80%以上来自乡镇企业。农民纯收入由1984年的528元增加到1988年的1108元,增长209.85%④。1988年,常州市农村有乡镇企业6687个,职工53.94万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1.16倍和2.46倍,形成机械、电子、纺织、化工、冶金、电力、煤炭、炼焦、石油、建材、食品、缝纫、皮革、造纸、森林工业、文教艺术等16大类生产项目。
     在常州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以工支农”开展农村建设,形成常州农村工业化的第一次高潮。常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无锡、苏州二市成为风靡各地的先驱,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工促农城乡互补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随着市场变化加快,产品竞争加剧,亏损企业增多,以集体产权为主的常州乡镇企业受到严峻挑战。常州以全方位改革开放和开发长江流域为契机,乡镇企业向民资、外资、股份制企业等多元经济转型,成为常州地区农村工业化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常州重视乡镇投资环境建设,完善工业布局集中化,农村工业成为常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力军。1992年9月,常州市在江苏省内率先举行农业招商会,吸引美、日、新以及台、港数百名外商前来洽谈,当场签订包括饲料加工、特种水产品养殖、花卉盆景栽培等9个合资项目,总投资3325万美元⑤。是年,常州乡镇企业新批“三资”(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商资本)企业334家,合同利用外资1.35亿美元,创造超过前13年总和的最高纪录。
     常州农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农村的民众以前是从“稻场”杀向“市场”,现在则从“田岸”冲向“口岸”,成为对外开放的“弄潮儿”。1992年,常州市区与农村人口比为1∶3.76,苏州为1∶5.61,无锡为1∶3.48。在武进,全球500强的美国固特异公司、GE公司和德国博世力士乐公司等先后在此设立生产基地,同时越来越多的“武进制造”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武进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成为全球生产营销链的一环。
     1996年,国务院加强宏观调控,常州全面推进大中型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激活农村工业经营管理机制,激发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再发展的积极性,形成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江苏新科电子集团公司、中国百兴集团等常州乡镇企业,以成倍的速度发展、扩张。
     1998年,常州在江苏省内率先以县(市)为区域统筹的主体,进行撤镇并村等区划调整,乡镇数由119个调整为63个,武进、金坛、溧阳三辖市的镇平均人口由2.13万人增加到4.01万人,平均面积由34.39平方公里增加到64.99平方公里;并以上述县(市)为单位,制定城乡统筹、工农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把以工促农的目标锁定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上。
     常州随着农村工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经济格局外向化、企业规模大型化,以中心城市为依托,运用市场机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从1978年到2000年,常州农村工业的规模扩大185.68倍,以平均每年26.8%的高速递增,成为拥有近80万产业大军、五分天下有其四的经济主体。2000年,常州乡镇工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76.56%,其中农村个私工业销售收入占乡镇工业总量的30.8%⑥。
     (三)21世纪初:以工哺农城乡一体
     20世纪末21世纪初,苏南地区迎来第三次发展高潮。常州在政府力量推动下,抓好作为三级园区中重要一级的乡镇工业园区的发展,深化农村“三大改革”(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土地股份制),抓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常州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稳步发展。
     1999年,常州在加快实现“两个率先”进程中,把发展乡镇工业园区作为加速农村工业化的重要抓手,各辖市、区根据自身实际状况,高起点、大手笔、高水准对乡镇工业园区进行规划、启动和建设,常州先后涌现新区百丈工业园、武进遥观工业园、武进焦溪工业园等一批面积大、基础设施硬、软环境优的重点工业小区。位于武进洛阳镇电子工业园区的乡镇企业——江苏新科电子集团,2001年出口额达1.32亿美元,居江苏省自营出口企业第一位,成为江苏省从1974年开放口岸以来,首家出口额超1亿美元的自营生产企业⑦。
     2001年,武进工业园区产品自营出口扩大到106个国家和地区,完成自营出口总额6.5亿美元。有20家企业出口额超500万美元,占该地自营出口总额的68.9%⑧。
     在乡镇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常州一方面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改投入,另一方面把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改变以往“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不合理布局。工业园区成为常州乡镇进行招商引资、增强经济实力的主要途径。据统计,2003年常州市77个乡镇工业园区规划总面积达到200多平方公里,完成总投资142亿元,实现工业销售收入、利税、引进外资总额分别占全市乡镇工业的30%、40%、50%。至2007年,常州乡镇工业集中区完成营业收入2051.13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477.5亿元、利税141亿元,分别占全市乡镇工业的51.2%、49.7%、49.3%⑨。横林地板、湖塘纺织、邹区灯具等企业集聚和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舰队经济,成为带动常州农村工业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常州强化以工带农、工业对农业的反哺,重视完善“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村社保体系。2003年常州东南开发区对年老村民每月补贴180元,同时对农民在粮、菜方面每人每年补贴280元;该园区还拨款56万元把农民纳入医保体系,实行8种重大疾病补贴。至2007年,常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参保人口202.25万人,参保率99.3%。
     常州政府立足农村改革,2006年常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482个,带动农户24.6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33%;农民专业合作社按交易额向社员二次返利6818万元,按股分红2701.5万元⑩。同时,全市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度改革取得试点突破,建立8家土地股份制合作社。
     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常州市地方政府加强城乡一体化规划,抓好拆村建居和“城中村”改造,加快“农业向规模经营和农业园区集中,农村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进程,以工业化促进城镇化。至2007年,常州建成湖塘镇、薛家镇等国家级环境优美镇10个,建昌镇天湖、金城镇白龙荡等省级生态村30个;8个镇20个村现代化新农村示范镇村建设投资额22亿多元。常州城乡一体化建设在乡镇工业园区的带动下实现了新的飞跃,形成生活区与工业区、商贸区的互促互进,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常州以工促农协调发展的特色
     2004年常州二、三产业所占比重达到95.7%,城市化水平为56.1%,而江苏省城市化水平为48.2%、全国为41.8%;2007年常州城市化率为61%。根据城市化发展规律,标志着常州已进入城乡一体化门槛。回顾常州改革开放30年来以工促农协调发展的历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政府主导是常州新农村建设的保障
     改革开放30年来,常州市各级政府把以工促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作为政府职能的一个体现,主动打破行政性、地域性的条块分割,积极搭建城乡之间的沟通合作平台,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作出积极和富有成效的探索。
     首先,常州市政府在重视发展农村工业化同时,抓住长三角都市圈加快形成的机遇,充分发挥区域规划功能,根据该地经济状况、自然资源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点带面、有序推进”的原则,多次进行村镇规划、产业规划和城乡规划,大力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工业向园区聚集,将科学规划作为政府引导、调控和规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
     其次,常州各级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公共财政越来越多地惠及农村。2007年常州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55亿元,居江苏省第二,实现村村通公路;农村自来水普及率98%以上;村庄无害化户厕改造率达80%,有一半以上的行政村实行垃圾集中处理,近50%的村庄河塘实施清淤;同时重点抓好水库除险加固、农村电力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着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环境。
     最后,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构成长期协调合作的保障。常州市政府先后制定《常州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常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关于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的意见》、《常州市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常州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实施办法》等办法规定,加强城市与农村的建设和体制的对接,加快常州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
     (二)制度创新是常州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常州注重紧跟国家改革开放总体进程,抓住每一次历史机遇,推进制度释放与制度构建,取得政策和制度先行的优势,从而促进了常州城乡经济的发展。外部的历史机遇,内部的制度变迁,构成常州城乡发展巨大的动力。
     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常州市积极探索城乡工业合理协调发展的途径和方法,根据当时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特点,建立以工业经济网络为核心的城乡经济网络(包括工业经济、商品流通、交通邮电、科技、金融等五大网络)。联合体内部实行内部配套价格、协作价格,调节税、所得税超过25%的先进企业,超过部分大部分返回给企业,以藏富于民,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1985年常州市工业总产值达101.95亿元,其中所辖武进、金坛、溧阳三县(下同)为46.33亿元,比1976年增长1.28倍;常州市财政收入达10.04亿元,其中所辖三县为2.97亿元,比1976年增长68.75%。
     从农村工业园区建设到“三大改革”,常州市政府善于制度创新,利用调节手段,调节各方面利益,打破“围墙”经济、“城堡”经济,以开放的地区战略,坚持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实现工农要素相互渗透,把工业理念传递给农民,在工农互动中培育新型农业企业,走出一条具有常州特色的城乡协调发展之路。
     (三)多元投入是常州新农村建设的动力
     建设新农村,常州利用已经具有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基础,一方面通过市场化运作,把农村的土地、山林等生产要素导入市场,推向社会,盘活资产存量,吸引资金增量;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导向,财政投入、外资投入、民资投入、金融信贷投入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曾说,建设新农村,不是把城市搬到农村,也不是把拖拉机开进城里。关键以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先进理念,加强多元化投入,将经济手段、技术、设施、文化等有机地融合进农村、农民和农业。在实践过程中,常州不断探索,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非农化的步伐,实现农民“持股进城,按股分红”;创新土地流转形式,保障农民获得长期稳定的土地收益;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增加农民来自集体的资本收益。常州农村二、三产业由注重外延增长转向注重内涵发展。
     三、常州新农村建设发展道路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常州以工促农协调城乡发展过程中,从地域分工中获得利益,使该地区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有效的利用。常州以其鲜明的优势与特色,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断探索出一种自我发展模式和道路。
     1.敢为人先,破解土地制约 作为苏南地区的常州土地资源有限,土地供需矛盾相当突出。20世纪90年代,常州在乡镇工业蓬勃发展之际,开始尝试工业用地集约化,探索“工业向开发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成为破解土地制约的一种有益尝试,也是常州新农村建设中的有益探索。
     为实现“居住向社区集中”,常州将分布零散的自然村逐步缩并,统一规划农民公寓,实现社区集中管理。武进五一村、新华村、狄坂村等一批现代化农村居民点迅速崛起;卜弋镇殷村规划设计380栋农民公寓和农民别墅,使村民全部入住现代化住宅小区。
     2.改革创新,实现农村经济新形式 常州市坚持以现代理念以工哺农,针对乡镇企业改制后的新形势,利用工业经济发达、规模企业较多、民间资本活跃的优势,积极鼓励和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通过直接投资、互利合作和资源整合等形式回报“三农”,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地方实际的村企挂钩、以工促农、以工哺农的新路径;并由此培植壮大一批采用现代化手段、企业化经营提升传统农业的市场竞争主体;加快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直接或间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长,推动农民创业创新和农村经济发展繁荣。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巢家社区以建设标准厂房—出租—再建设等方式作为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途径,至2006年建标准厂房2万多平方米,吸引25家内、外资企业近1亿元投资,集体经济每年固定收入在250万元以上。常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依托“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和主打产品的自主创新,带动规模化合作农户800户,为农户增收3000余万元,其主打品牌“雪山草鸡”进入上海、浙江、安徽等20多个省、市。
     3.统筹兼顾,加快城镇化发展 进入21世纪,常州市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率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保持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的常州,一方面源于当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的不断投入,实现城乡建设向拉开框架、优化布局、提升功能、美化环境的战略性转变;另一方面在于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数量,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关注解决“三农”的核心问题。“十五”期间,常州市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9.3%;据2006年统计数据,全国城乡发展人均收入比为3.28∶1,江苏省为2.42∶1,苏南五市为2.13∶1,而常州则为2.08∶1。在常州农民收入构成上,工资性收入已取代家庭经营收入占主导地位,财产性收入、投资性收入、政策和转移性收入成为新的增长点。至2007年,常州农村经济总收入4447亿元,增幅连年稳定在20%以上,使农民在参加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的同时,也享受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成果,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常州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从工业化推动到城市化带动,再走上城乡良性互动互惠一体的协调发展之路。通过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农村城镇化;通过农村城镇化,带动产业集中化;整个地区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有效的利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缩小了城乡差别。
     常州作为典型的二元型经济社会并存的城市,改革开放30年中,以改革开放的胸怀、创新探索的勇气、和谐发展的追求,创造出具有常州地域特色的以工业促进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协调发展的机制与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之路,对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丰富城乡协调发展学科体系具有一定参考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常州的近代化道路——江南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个案研究》,万灵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②《城市化 苏南现代化的新实践》,汝信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③《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汤永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④《常州五十年》,常州统计局编,1999年9月。
     ⑤《苏锡常发展报告》,周海乐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⑥⑦⑧《武进年鉴》,方志出版社。
     ⑨《常州年鉴》,常州年鉴社。
     ⑩《常州日报》,2007年10月16日。
     《对“新苏南模式”的思考》,王霞林,《群众》2007年第10期。
 
作者:臧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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