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走势如下：1992年，“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确立；1993年4月27日，汪道涵与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会谈，达成了四项协议；1995年，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美，在国际上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两岸关系跌至冰点；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应新形势，大陆方面采取主动，推动第二次汪辜会谈；1998年10月，汪道涵与辜振甫在上海二度会晤，达成四项共识；1999年6月29日，“海协会”、“海基会”就落实四项共识交换意见；仅过了10天，李登辉公然抛出“两国论”，拆毁两会商谈基础，两会联系遂告中断；2005年，随着辜振甫、汪道涵先后驾鹤西去，汪辜会谈遂成为历史绝唱，但两位老人为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孜孜以求，不懈努力”的精神仍为后人所感念。

 

 

    1990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接待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客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弟子张尚德教授。

    张尚德先生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禅门宗师，此行有意在内地委托一家印刷厂印制他的禅学研究书籍，与祖国大陆进行这方面的学术思想交流。与此同时，张尚德先生还有巨额投资意向，欲寻与上海市主要领导会面的机会。

    此时，正与张尚德进行学术交流的冯契教授把时任《社会科学》杂志编辑的王恩重找去，问他是否有办法与汪道涵取得联系。

    王恩重回答说：“我有一位亲戚在国务院外经贸委，曾与汪老同过事。去年《社会科学》杂志成立10周年时我曾经请他为杂志题了词。”

    冯契听后，略表欣慰地点了点头。接着，冯契对王恩重说了一些张尚德来上海的意图，希望王恩重能联系一下汪老，请他出山与台湾客人见一面。

    到家后，王恩重冒昧地直接往汪道涵家打去了电话。王恩重将自己所了解的张尚德此次来沪的情况和用意一一道出，转达了张尚德和冯契想邀请汪老参加26日华侨饭店午宴一事。汪老在电话中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4月26日上午9时，张尚德在地处上海市中心附近的华侨饭店9楼松鹤厅作了整整一天的“禅的超越性”报告。下午4点半，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丁祯彦教授突然急匆匆地前来告知王恩重：“快！汪市长(当时人们出于尊敬，对已卸任的汪老仍这样称呼)马上就到，你赶快下楼去接客人。”

    不一会儿，汪老从一辆黑色的奥迪车上走出。华侨饭店即刻安排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大宴会厅隔出一间小会客厅，并将汪道涵、张尚德、冯契引入会客厅……

    此刻，一位儒官(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回忆录中对汪老的尊称)、一位禅师和一位哲人开始了两岸历史性的对话。三位先生的对话主旨从佛学、禅宗、投资———中国传统文化、天地、祖宗———孙中山、博爱、天下为公———制度、主义、信仰———和解、家和、国兴———渐渐地进入了两岸关系……

    汪老谈得兴趣盎然，原打算一个小时的会见又延续了半个小时。最后，汪老风趣地笑吟了一首客家民谣赠张尚德的秘书(吴秘书祖籍系广东梅县客家人)：“临别赠送酒一杯，望君早日衣锦归。路边花儿切莫采，家中还有一枝梅。”

 

 

    这次上海会面之后，两岸加快了民间交往的步伐。

    1990年11月21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振甫出任董事长。台湾方面挑选辜振甫出任海基会董事长，是因为辜振甫不仅是台湾政商两界名流，也是痴迷的京剧票友，对中华文化有着很深的认同。

    同年12月31日始，两岸密使在南怀瑾先生香港寓所中进行了会谈。

“海基会，是一副白手套，”曾任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这样形容海基会，“蒋经国开放台胞去大陆，接触越来越多难免会有问题。渔船来台、偷渡客，都需要谈，但双方又不承认对方。所以就想了一个点子———弄一个白手套。手是政府的，套上一个白手套。”

    海基会的角色定义十分清楚。当时在海基会办公室的桌椅上、文件上，甚至茶杯上，都写有三句话：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

    海基会前副董事长焦仁和后来回忆说：“海基会成立一年后，海协会成立。事先双方应该没有协商，唐树备（1989年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后任海协会副会长）亲自跟我讲，他们也在苦恼，那个时候双方互不承认，没有一个交往的管道。唐树备觉得这样（民间协会）的方式很好。”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荣毅仁和汪道涵分别出任海协会的名誉会长和会长。荣毅仁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汪道涵曾任上海市市长，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私交甚笃。

    至此，两岸交往翻开了新的一页，“官方授权、民间接触”逐渐增多。

    1992年1月8日，海协会向海基会发出了第一份邀请函，邀请海基会派员访问大陆，就联系合作事宜交换意见。

     不久，海基会复函“愿于双方便利之时机专程拜访。”

    7月下旬，美籍华人李澄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北京与汪道涵叙谈。他建议汪道涵直接写信给辜振甫。

    于是，汪道涵致函辜振甫，邀请他“于当年择日择地”会谈。

    辜振甫回函接受邀请，并且建议当年10月中下旬或其他适当时候见面。

    不过，首次“汪辜会谈”未能在当年举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尚缺乏会谈的基础，即对“一中”（“一个中国”）原则尚未达成共识。

    为此，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就两岸事务性商谈如何表述“一中”原则进行讨论。

    海协会提出了5种文字表述方式，认为“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海基会也提出了5种文字表述方式。虽然同意“一中”原则，但根据“国统会”的文件，双方在文字表述上，绝难达成一致。

   “大陆一方决定提前撤回去。台湾代表团在香港多住了两天，等大陆代表团回来，结果海协再也没回来，但双方保持了函电来往，”焦仁和回忆，“会谈结束前，海基会代表根据‘国统会’的解释，拿出了他们最后的表述方案，希望大陆不要反对：“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妥善解决。”

    海基会还建议，“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协会表示，要把表述内容和建议报告研究之后再答复。

     11月3日，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打电话给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说：“贵会建议采用贵我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我们经研究后，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海协会还建议“就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

    11月16日，海基会再次致函，告知海协会拟口头表述“一中”原则的要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海协会表示同意。

    至此，“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九二共识”，关于“一中”原则的表述问题告一段落。“共识”成为以后两岸正式对话与谈判的基础。焦仁和回忆说：“虽然没有白纸黑字，但等于双方都同意了这一共识，这才有了后来的汪辜会谈。”

 

 

    1993年初，经过17次函电往来以及预备会议磋商，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一致：当年4月27日在新加坡两会负责人汪道涵和辜振甫举行会谈。

    “汪辜会谈”的地点为什么要选在新加坡呢？

    这要从1992年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说起。杨尚昆在与李光耀资政会谈时说，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光耀立刻问杨尚昆，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李登辉？杨尚昆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据我驻新加坡大使馆的通报称，他专程到台湾，将杨尚昆的话带给了李登辉。一段时间之后，李光耀又告诉中国大使馆，李登辉同意两岸对话，由两会会长辜振甫和汪道涵谈经济，地点就在新加坡。中国大陆相关部门领导同意了。

    但是，两岸开创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这从当时双方对一些细节的处理可以看出。

    因为举办“汪辜会谈”是中国大陆主动邀请辜振甫的，出于礼貌，海协会方面建议汪道涵在辜振甫抵达新加坡时，到机场接机。但是当时李登辉主张到新加坡谈还有一个目的，即，要在国际上体现两岸对等，所以海基会非常强调这一点。海基会方面认为，双方都各自来到新加坡，不必由谁接谁。因此对于海协会的建议，海基会没有同意。

    4月27日早上，在新加坡海皇大厦26层的一个房间，汪道涵和辜振甫第一次见面。

    76岁的辜振甫从小就会唱京戏，对京剧研究甚笃。他锻炼身体的秘诀就是一个礼拜唱两次京戏，因为唱京戏可以增加肺活量。笑容可掬的汪道涵先生虽然不会唱京戏，但他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深厚。会谈前一周，汪道涵托人带信给辜振甫，信中说“没想到两人都喜欢京剧演员李宝春”，并附上一张李宝春演出《打金砖》的照片，注明“他旁边站的人就是我”。辜振甫看信后乐得合不拢嘴，直说汪道涵“很幽默”。

     两位老先生相谈十几分钟后，新加坡方面请双方下楼到四层会场。

     因为两老已经在上面握过手，因此进入谈判会场后，他们直接准备开始会谈。但记者们希望他们先握手照相。唐树备马上向汪道涵转达了记者的意思。汪道涵高兴地站起来将手伸向对面的辜振甫。

    当两位先生隔着长方形会议桌相视而笑，相互伸出手———终于实现了两岸高层人士40多年来的首次握手，那种经过战乱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的场面，真让人有一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围在四周的记者们兴奋了，他们使劲地拍个不停。两位老先生面向不同的方向握了四次手。汪老还开玩笑地说：“我们当演员了。”自此，汪辜二老开创了两会商谈必先握手之风。

    日后人们津津乐道和回味无穷的，还有当天晚上的宴会。

    为庆祝1993年“汪辜会谈”的成功，在新加坡董宫夏莲厅，汪道涵宴请了辜振甫一行。

    宴会用了9道菜：情同手足（乳猪与鳝片）、龙族一脉（乳酪龙虾）、琵琶琴瑟（琵琶雪蛤膏）、喜庆团圆（董园鲍翅）、万寿无疆（木瓜素菜）、三元及第（三种海鲜）、燕语华堂（官燕炖双皮奶）、兄弟之谊（荷叶饭）、前程似锦（水果拼盘）。

    将这9道菜名连起来，是一段令人感慨叫绝的妙文：你我“情同手足”，同是“龙族一脉”，今夕“燕语华堂”、“琵琶琴瑟”和鸣，谱一曲“喜庆团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海峡两岸的“兄弟之谊”定能“前程似锦”、“三元及第”。

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海基会的朋友兴致勃勃地拿着一张写有“汪道涵伉俪宴请辜振甫伉俪”字样的菜单，请双方代表团的成员签名，留作纪念。大家都在菜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大家在谈判桌以外非常和气，友善。大家在一起喝酒时，当年海基会的副秘书长，现在是凤凰电视台主持人的石齐平先生，因为酒量大，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十七瓶”；曾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焦仁和，则获得“叫人喝”的雅号。

    那天会场上的热烈场景，着实令人感动。

 

 

    不过，“汪辜会谈”也并不总是这般喜气洋洋，也会出现僵局。

    海基会方面希望海协会同意签一个台商投资保护协议。海协会当然赞成保护台商投资的正当权益。事实上，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颁布了鼓励和保护台商投资的法规。但是，如果由两会签相关协议，两岸双方都应当允许直接投资。而且，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当时来大陆投资的台商还都是间接投资。因此，中国大陆要求台湾方面首先要开放直接投资，并且取消对台商投资的许多限制。但由于李登辉实际上并不希望台商来大陆投资，因此海基会不同意开放直接投资和取消各种限制。所以，双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陷入僵局。

    此时，汪辜会谈已经接近尾声。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28日下午，两位会长开始“拐弯”。辜振甫说，我们两会商谈已经开了个头，很多事情还需要再谈，这次就到此为止吧。汪道涵也表示，可以再会、再议。二老的雍容大度，智慧果决，终于使会谈柳暗花明又一村！

    4月29日上午，两会领导人郑重地在双方达成的《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上签了字。

    在签字时，台湾方面仍然要突出两岸的“对等”原则。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右为尊。因此，根据海基会方面的建议，在签完两个协议后，两位老人互换位置。

    在“汪辜会谈”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汪辜会谈”举办之前，十几个民进党人也跟到新加坡。他们每个人的西装里边穿着的T恤衫上，都写了字。他们分散在会场的大楼前，汪老的车队一到，他们就立刻排成队，将穿的西装外套一脱，露出了每个人的T恤上写着的一个字，连在一起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新加坡警察发现后，很快就将他们驱散了。

 

 

    汪道涵和辜振甫这两位在两岸政治舞台上被赋予重任的老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年龄阅历、风度才情、谈吐见识、背景爱好，无不相称，彼此欣赏互有默契。

    汪道涵和辜振甫的第二次握手，是在距第一次握手的5年之后。由于台湾方面的政治操弄，这次会面的氛围受到破坏，在多位台湾人士看来，第二次“汪辜会谈”只能称作是“会晤”。

    1998年10月14日，离开大陆53年的辜振甫携夫人严倬云重归故土。在上海和平饭店8楼，汪道涵和夫人孙维聪在电梯口迎候。会晤间的一个小插曲，耐人寻味，温馨感人。

    在双方见面后，深谙京剧的辜振甫即兴清唱起《洪羊洞》和《借东风》等京剧选段来。《洪羊洞》说的是为国守疆的故事，第一句便是：“为国家哪何曾有半日闲空……”

    演唱完后，汪道涵走上前去向辜振甫握手道贺，一句唱词点破二人心意，真可谓，心心相印，意味深长。

    辜汪二老在1993年新加坡、1998年上海的两次会谈后，原本以为很快就会再见，谁料形势变化，两人再也不易见面。但是，两人友情常常萦绕彼此心头，双方不时托朋友辗转赠送礼物，以寄思念，以相酬答。有一年，汪道涵以一竹筒寄给辜振甫，旁人不得其解，辜振甫却一目了然：此为盛筷子所用，“筷筒”即“快统”之义。辜振甫也回赠一竹制笔筒，取“必统”之谐音。这种中国士大夫式的儒雅交往，给处于冷冻的两岸关系增添了一份暖意。

（责任编辑：晓 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