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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治理通货膨胀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张 喆
来源 : 《党史资料与研究》2012年第1期 2012-05-16 09:19:56 已浏览 : 5919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局部执政,到1949年之后的全面执政,直至今日领导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步。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也曾多次遭受通货膨胀、甚至是严重通货膨胀的侵袭和困扰,使得经济呈现出持续不断的波动。造成历次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生的体制、政策诸因素,还有经济结构变动诸因素。深入探讨和剖析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历次通货膨胀的产生过程与形成机理,认真研究和总结党在领导经济建设、应对通货膨胀等方面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制度创新及获得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正确处理经济保增长和抑通胀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斗争
  抗战初期,根据国共合作协议,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国民政府领导,行政院按月拨给八路军相当数量的法币,加之海内外各方进步人士的捐助,构成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基本上可满足边区的军费和各项财政开支,甚至还略有盈余。国共的政治合作也促成了边区内外的自由贸易和物资流通,至1940年之前,边区市场的物价水平总体保持稳定,虽稍有上涨,但未发生比较大的波动。1940年10月,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不久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借机停发了给八路军的军饷,对边区实行军事合围和经济封锁,禁止各类物品和外援进入边区,使边区财政经济遭遇严峻挑战。毛泽东对当时面临的困难状况作过形象描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①
  为破除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财政困难,扩大生产,增加供给,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当机立断,决定独立发行边币,由此开始致力于构建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同时禁止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在边区流通,不允许私藏法币或携带法币出境。此举标志着边币取代法币“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本位”,②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由此进入以边币为本位货币的时期。边币的发行,对于促进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渡过财政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发行速度过快,供应量过多,不久即出现物价上涨、边币贬值的情形。据载,1941年1月至6月间,边区的货币发行额和物价指数均呈成倍增长。③如此快的发行速度,必然引致金融波动的发生和边币信用的下降,在边区的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拒用边币的现象,致使边区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混乱。
  造成边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内部来看,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边币供应量过多,而可供流通的商品极其紧缺。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保证财政周转,不得不大量发行边币,同时由于边区地处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极为落后,经济上仍处在由半自给向完全自给状态过渡阶段,过多的边币追逐过少的物资,使得物价暴涨,边币跌值。其二,边区进出口贸易的严重失衡,引起边币对外价格的跌落,并反过来促使其对内价格的跌落。由于边区生产不能自给,所需布匹、棉花、西药、文具、烟酒等日常用品和重要物资都要从外输入,而边区所能输出的仅有食盐和少量的皮毛、药材等,出现大量入超的情况,边区对法币的需求便有增无减,相应的边币比值就日益跌落,而边币对外价格一旦跌落,进口物资的物价便会首先上涨,随之各类物价跟着全面上涨。其三,边币尚未独占边区内部流通市场。边区政府虽已颁布严禁法币在区内使用的法令,但未能严格执行,尤其在临近国统区的流通市场上,法币仍占主导地位,使得边区内部总的商品、物资流通所需的边币流通量,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币所代替,从而造成边币量与商品量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而边币、法币黑市交易的猖獗,也进一步扰乱了边区的金融秩序,影响到边币币值的稳定。此外,国统区内法币不断贬值和物价飞快上涨,以及国民党对边区实行贸易封锁和物资禁运政策,也是构成边区通货膨胀的重要外部因素。
  针对边区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客观现状,为实现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的预期目标,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以重构边区的货币金融体系。
  一是发展生产,促进经济自给。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为处理财政经济问题而专门召开的讨论会上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④在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党政军民根据“自力更生”原则,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全面动员机关、部队从事生产建设。同时,边区银行加大对工、农、运输业的放款,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促使边区从半自给走向自给。此外,边区政府还厉行精兵简政,开展节约储蓄运动,以最大可能缩减财政开支,从而使得边区生产与消费、财政与经济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二是适度控制货币发行量。边区在货币发行上采取灵活把握的原则,既反对无节制地开动印钞机,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又反对仅仅为抑制通胀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限制与束缚生产发展的倾向,力求使货币发行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根据市场需求和商品流通量来确定货币供应量,并减少财政对银行的透支,在促进经济发展、刺激生产贸易、保障军需民用的基础上,实现物价稳定和货币均衡。
  三是在边、法币斗争中赢得主动。要稳定边币币值,就要扩大边币流通领域,提高边币信用。为此,边区政府一方面重申禁止法币流通的法令,对违反者予以严惩;另一方面严格管理对外贸易,将物资出口换回的法币、以及民间持有的法币,通过设立货币交换所等渠道,统一集中到政府手里,用以购买国统区的物资。此举既缓解了边区的通货膨胀,又增加了国统区的法币流通量,在打赢货币战的同时,为数年后中共在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建国前后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措施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执政一开始就对通胀问题保持高度警觉。但是,在经历了几十年战乱之后,中国大地上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旧中国延续多年的通货膨胀余波尚存,而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都需要大笔的财政经费作为支撑。加之战争仍在持续,军费开支亟需保障,使得各类财政支出猛增,以致不得不大量发行人民币来弥补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从而在建国前后再次陷入财政支出拉动货币大量增发、货币大量增发造成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导致更多财政支出的恶性循环,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通货膨胀的严峻考验。
  从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左右,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发生四次影响较大的物价风波,每次上涨幅度少则百分之几十、多则成倍。纵观这四次物价暴涨和经济波动,其直接的诱发因素虽各有不同,波及面也略有差异,但其内在成因却是相同的。
  首先是财政收支失衡,货币发行过多。1949年4月渡江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西南、西北大进军,为保证军事上的彻底胜利,庞大的军费开支和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战后重建和恢复经济,必要的生产性投资也是不可或缺的。时任中央财经委主任的陈云在上海举办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指出:“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为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而发行的票子也不能减,减少了农工业生产都会有困难。”⑤再加上接管城市、支付公教人员薪金、救济灾民等等,如此巨大的财政开支,仅靠老解放区的公粮征集和少量税收,显然是难以维系的,于是大量发行货币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1949年7月底发行量为2800亿元,至11月中旬已达16000亿元,三个多月增加近6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其次是物资供应不足,商品严重短缺。自近代以来,中国历经频繁战乱,饱受列强蹂躏,至1949年,国民经济和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已濒临崩溃边缘,各项经济指标与抗战之前相比,工业产值和棉花产量均下降一半,粮食产量降低27%;与历史最高年份相比,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连年战争使交通运输设施受损严重,全国铁路有上万公里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主要干线几乎没有一条可全线通车,三分之一机车因破损无法行使。交通梗阻和货物运输不畅造成区域、城乡之间的工农产品交流受阻,使得原本短缺的物资供应更趋紧张。加上城市公共设施和农村水利设施也同样是年久失修,毁损严重,更恶化了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迫使大量工商业资本转向投机追逐暴利,不仅使民众的衣食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难以得到保障,也使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很大掣肘,从而在供求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缺口,供求失衡必然导致物价猛涨。
    再次是人民币未能有效占领市场。在许多新解放区,民众由于长期以来饱受通胀之苦,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币心怀疑虑,在免遭纸币贬值损失的心理支配下,仍坚持以银元为交易媒介,或采取物物交换,使人民币的流通区域不能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及时跟进,军队只能拿着上面发下来的人民币去后方采购货物,于是出现了“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的怪现象,亦加剧了后方大城市的物价上涨。此外,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对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破坏、严重的自然灾害、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等等,也对日趋严峻的通胀形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面对日趋严重的财政赤字和接连出现的物价风潮,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和中央财经委的全面部署下,采取统筹兼顾、标本兼治、长短期策略并重、行政和经济手段并用的办法,全力稳定市场,平抑物价,仅用一年不到的时间,就有效制止了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为整顿社会经济秩序、解决市场混乱问题、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良好基础。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委成立后,充分发挥其作为全国财经工作最高领导机构的职能作用,立即组织各方面力量来控制市场,打击投机,平抑物价。国营贸易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调拨,掌握大量急需物资,特别是粮食与纱布,并集中于主要地段,选择恰当时机,各大城市一致行动,向市场抛售物资;人民银行暂停发放贷款,并按时收回到期贷款;财政部门抓紧征税,募集公债;工矿投资和收购资金一律暂停支付。统一行动历时半个月,市场银根大为紧缩,囤积居奇者急于抛售囤货,结果越抛物价越跌,最终使价格回落到一个适当的水平,全国物价趋于稳定。
  物价风波平息后,中央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认识到,采取紧缩银根、抛售物资等经济手段,再辅以打击投机活动、惩治囤积行为、查办不法奸商等行政措施,短期内抑制物价上涨见效明显,但难以持久,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增加物资流通,平衡财政收支。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中央决定,一方面改造旧的经济体制,没收官僚资本并以之为基础构建新的国营经济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土地改革,广泛开展农业增产竞赛运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对民族工商业采取扶持政策,逐步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的运行轨道;另一方面致力于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在统一全国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基础之上,制订全面细致的经济、金融政策,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物资交流,尽快恢复铁路、公路、航运、邮电及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商品物资的日渐丰裕,使供需矛盾得到极大缓解,也使物价上涨的压力得到有效释放。此外,中央还决定实施发行公债和编制概算两项重大财政措施,并着手整顿税收、建立统一税制,以使国家财政获得稳定来源。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逐渐缩小了财政赤字,使货币的发行与实际需求之间达到平衡,由此创造了在短时间内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奇迹。
  三、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新特点及治理办法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经济增长的快速通道,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相比,在此期间中国虽亦曾多次经受通货膨胀的袭扰,但总体上表现较为平和,既未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对改革进程和经济增长构成严重障碍。不过,周期性的通胀毕竟会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可能激发普遍的不满情绪。因此,中央对于通胀问题始终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密切的关注,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事实证明,只要对通胀警讯及时作出积极回应,努力使物价变动停留在合理区间,避免大幅上涨,就能将通胀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总共出现过四次明显的通货膨胀,具体原因各有异同。第一次通胀发生在1980年,是由政府开支猛增所致。当时国家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民众压抑已久的生产积极性获得全面释放,但急于求成的冒进情绪也在抬头,各地出现了许多不顾实际需要、动用有限财政盲目投资、争相上项目的现象;同时为弥补“文化大革命”欠帐和刺激农业,先后提高了城镇职工工资和农副产品收购价,再加上安置人数众多的返城知青,政府开支在短时间内迅猛增加,造成巨额赤字,之后沿用向银行透支的办法,于是引发通胀。针对此次通胀,中央采取适当紧缩银根、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调整投资结构和产品结构等办法,使通胀形势很快得到控制。
    第二次通胀发生在1984年,主要原因在于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1983年,国务院着手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立工商银行,承担原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⑥随后,各专业银行及各地分支行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利用改革之初央行管理体制上的不完善,突击发放各类贷款,从而推动消费基金和投资规模的不断膨胀,引起物价全面上涨。1984年发生的通胀,其根源不同于以往,但当时由于经验欠缺,在治理上仍采取过去常用的单一紧缩政策,所以治理效果并不明显,为下一次通胀埋下隐患。
  第三次通胀发生在1988年,直接肇因是“价格闯关”。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实行物价管制,价格看似稳定,其实存在严重的商品短缺,通货膨胀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潜藏在经济生活之中。1988年,中央提出实施价格改革,试图采取一步到位、主动放开的办法来解决长期性的价格扭曲问题。由于操之过急,且缺乏配套措施,当“价格闯关”的信息传播到社会上后,引起民众的普遍不安和恐慌,随即在全国各地掀起一阵疯狂的抢购风潮。人们纷纷从银行提取现金,加入到抢购的行列中,物价走势瞬间上扬,零售物价指数迅即超过20%,最高达到26.7%。面对抢购风波,中央及时改弦更张,出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政策措施,采取收紧货币信贷、压缩投资项目和规模、清理整顿公司、严控财政支出、设计和实行保值储蓄、发行保值公债等办法,抑制社会总需求。这些措施的实行,使过高的物价指数很快回落。
  第四次通胀发生在1993年,主要由经济过热引发。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契机,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上升期。然而,由于速度过快、幅度过大,导致经济和金融领域出现混乱迹象,即所谓“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经济秩序混乱,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⑦。在这种情形下,中央果断出台《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十六条”(具体包括严把货币关和信贷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制止各种乱集资等)为起点,经过三年治理,成功实现“软着陆”,既使物价上涨率回落到适当水平,又保持了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开放领域的不断拓展,国内物价变动越来越受到国际输入因素的影响,通胀的形成机制和传导路径也更趋多元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同时通胀上行的风险亦明显加大。虽然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后,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导致国内通胀压力稍有减缓,但随着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以及财政“国十条”、金融“国九条”等系列政策的出台,中国经济迅速反弹,通胀苗头再度出现。从表面看,新世纪以来的几次经济过热,似乎仍和以前一样,症结在于信贷增长过快、投资规模过大,实则不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的进程全面加速,促使中国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在巨额贸易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至2010年底,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2.8万亿美元。在现行结售汇制度下,央行不断发行基础货币以买入外币,再加上货币乘数持续上升等因素的推动,成为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至2010年底,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已达72.58万亿元。正因为近年来的货币超发并非央行主动投放所致,而具有显著的被动性,也就是说,近几年出现的通胀,是由外汇储备激增所引发,与以往大多由财政赤字或银行信贷引发不同,所以在通胀的治理上,面临全新的课题及考验,其治理难度也远非过去可比,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加以探索、解决。
  四、对当前治理通胀的几点启示
  回顾中共执政史上历次通货膨胀的发生、演变及治理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每次通胀的发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但究其深层内因,则毫无二致,均为货币超发所致。而中国共产党在治理通胀时虽也常常是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但着力点始终放在平衡货币上,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领,这也为新时期抑制通胀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与启示。
    1.控制货币发行量。个别物品在短期内的价格上涨,可能由多种原因促发,但物价总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必然是货币量增长过快而产生的货币现象。既然货币过量扩张是引致通货膨胀的根源,那么显然惟有控制货币量的快速增长,才能使上涨的物价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当然,过度紧缩货币,也会造成流通不足、抑制生产,从而阻滞经济正常增长,甚至引起经济萧条。所以关键在于节奏和力度把握,使货币供应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需要。
    2.增加有效供给。从根本上讲,通胀问题所反映的是市场上商品量与货币流通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货币的平衡之道是双向的,在给定货币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供给可反过来“消费”货币,从而缓解通胀压力。从现实看,在中国的实体经济层面,目前既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也存在有效供给的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免企业税收、促进产业与金融的结合等一系列措施,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运营成本、融资成本及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利润空间,使企业更为积极地进行自主研发和技术革新,为社会提供更多理念超前、质量上乘、市场前景广阔的产品和服务,以增加有效供给来抵消部分过剩的流动性。
    3.平衡国际收支。如前所述,基于贸易顺差的长期存在和强制结汇的制度安排,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形成了人民币供给扩张的单边压力,使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趋于泛滥。在短期内,采取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允许出口创汇留存境外、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甚至采取更为严厉的资本管制等措施,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汇的大量流入,然其效果毕竟有限。就长期来看,惟有通过对出口驱动型的发展战略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扩大内需来拉动,才能使国际收支失衡和通胀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作者单位:常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注释:
①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47页。
②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8页。
③李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④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⑤陈云:《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载于《统一财经为新中国奠基立业——记全国解放前后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⑥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⑦刘国光、刘树成:《论“软着陆”》,《人民日报》199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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