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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文 · 刘晓东
来源 : 《世纪风采》2012年第7期 2012-07-13 09:11:15 已浏览 : 1564
 

 

19202月的一天,一辆不起眼的小骡车从北京朝阳门出了城,沿着京津的马车道向天津驶去。这时正值阴历年底,正是生意人去往各地收账的时候。骡车上坐着两位商人模样的人,年轻的约30岁,年长的有40岁。守在城门口的警察,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正是当时中国新思想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北李南陈,两大星辰”。“南陈”,就是南方的陈独秀,“北李”,就是北方的李大钊。

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1879年生。陈独秀年长李大钊10岁,两人都曾留学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和李大钊早年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1915年后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数十万学生冲锋陷阵成为运动的先锋,他们的引导者就是青年导师陈独秀。19196月,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题为《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被逮捕,出狱后,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护送他出京,在途中共商建党大计,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是年219日,“新桃换旧符”的新年除夕,陈独秀已悄然来到了上海。不久,他搬进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是一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式两层石库门楼房,他将《新青年》编辑部设在楼下的客堂间,并开始着手杂志的复刊工作。《新青年》杂志的出发点本来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复刊后的《新青年》,不仅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潮,而且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最重要的阵地。在1919年至1920年间,马克思主义在北京、上海广泛传播;特别是陈独秀移居上海后,这里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0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拥有229万人口的第一大城市。当时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4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1/4还要多。五四运动后,上海掀起了“罢工、罢市、罢课”运动,罢市风潮如同多米诺骨牌,仅用半天时间,全市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做生意。工人们喊出,“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决战”。19204月中旬,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七个工界团体,在上海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51,上海5000多工人举行集会,呼喊“劳工万岁”等口号。

1920年陈独秀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同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陈独秀除了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这个纪念专刊共发表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南京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将成为红色中国的起点。

 

 

19205月,一位27岁中等身材、体格强健的俄国青年来到上海。他是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他化名吴廷康,公开身份是一名新闻记者。和他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旅欧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人。这位目光深邃、充满热情的俄国青年,带着一个秘密使命来到中国,这个使命将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的影响。

维经斯基此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然后经他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见到陈独秀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

维经斯基来华最初的使命,是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中国进步组织取得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他将工作进展不断以报告和信件的方式发回国内。19206月,维经斯基在写给他上级的信中谈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局”(《新青年》的出版机构)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他在信中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活动,他已经委托陈独秀向各地的革命者发出信函,“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

维经斯基来华时,恰逢苏俄发表的《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见诸中国报端。《宣言》表示要把原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的权益无条件地归还中国,以最明确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表明了俄国革命的精神。“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这一宣言引起了中国人极大的好感和兴奋。“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当时中国的进步舆论一致歌颂苏俄,认为苏俄的工人、农民和赤卫军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维经斯基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成为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友谊使者。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同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经过酝酿和准备,1920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192012月陈独秀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其主要工作是:大力宣传马列,为发起全国建党做准备;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为全国建党提供纲领性文献;出版通俗刊物,组织工会,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陈独秀四处联系发展建党事宜,包括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等地。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由李大钊直接指导和筹划成立的。19203月,为了推进建党工作,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通过北大俄籍教员柏烈伟介绍,认识了李大钊。随后,李大钊找罗章龙、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同维经斯基会面。李大钊在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后,与陈独秀通信相商,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并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8月底,张国焘由上海返京后,向李大钊报告同陈独秀谈建党之事。9月,张申府为迎接英国哲学家罗素从北京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里,研究建党问题,认为应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张申府回北京后把上述情况告诉李大钊,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成立组织、发展党员。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不久,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一批新成员先后加入党组织,他们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192011月正式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担任书记。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指导下成立的,得到了陈独秀、李汉俊的大力支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筹备过程中,李汉俊就从上海致函董必武和张国恩;1920年夏,李汉俊又从上海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武汉地区建立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刘伯垂在上海由陈独秀吸收入党,并受陈独秀的委托回到武汉,联络武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展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工作。刘伯垂从上海带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出版社的丛书。陈独秀在委派刘伯垂回武汉时,托刘伯垂带给包惠僧一封亲笔信,要他参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建和筹备工作。1920年初秋的一天,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共聚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与会人员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抄写带回的由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同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经过和组织情况,会议决定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包惠僧任书记。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由毛泽东负责建立的。在湖南早期党组织建立之前,毛泽东曾经两到北京、三赴上海,他很早就和陈独秀、李大钊有往来,受他们影响,并一直保持联络。19207月由上海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蔡和森从法国来信,提出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同时通告陈独秀已在国内开始建党活动。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是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组织下成立的。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济南地区著名的进步人士、老同盟会员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广为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新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受到进步知识青年的欢迎。王乐平与王尽美关系很近,王尽美、邓恩铭等青年学生逐步成长起来,他们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站在时代前列,积极投身运动,逐渐成为济南进步思想界的中坚力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首次决议,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济南地区,是由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建党。王乐平接到陈独秀关于在济南建党的信后,由于考虑自身国民党员的身份,没有承担此约,而是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按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要求,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积极联络筹备,为广泛地吸收进步青年研究革命理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于192011月组织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并创办了《励新》半月刊杂志。经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积极筹备,1921年春,中共济南早期组织成立。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陈独秀到了广州后重新建立起来的。19208月上海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的事,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发起组织。1920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到广州后,即约见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商谈在广州建党事宜。他说:“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谭平山等人相继发言表示赞同。此时已由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建立了名为“广东共产党”组织,创办了《劳动者》周刊。由于这个共产党,被认为“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谭平山等人没有参加这个组织。陈独秀一到广州便与这一组织取得联系后,便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他们不赞成把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写出。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后认为,必须摆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通过演讲或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使社会主义者从思想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随后,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于19213月创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为书记(不久由谭平山继任)。

    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施存统是上海共产党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19206月,施存统去日本时,带着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到东京后,他依然和陈独秀、李达经常保持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陈独秀、李达介绍施存统与同在日本鹿儿岛就读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早期组织,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

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初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张申府赴法国前在北京大学任教,曾同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到法国后,先介绍刘清扬入党,然后由他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陈公培曾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备工作,并参与起草党纲。陈公培出国时,也抄写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带去法国。19212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同张申府接上党组织关系。4月,陈公培接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也接上党组织关系。于是,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成立了法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72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陈独秀委托广东代表带来的致大会的信,主要讲了四点:“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是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就积累的声望,特别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他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书记。

    19219月,陈独秀即从广东起程回到了上海,正式担负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工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责任编辑:艾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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