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6岁的钱树岩先生，解放战争时期，奉命打入徐州国民党重要军事首脑机关——国民党“剿总”，即徐州绥靖公署（现在道台衙门）的军务处，任第一处少尉司书。他利用缮写文件的机会，为组织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包括《剿匪手册》和“国民党军队潼关至长江中原军事部署实力表”等绝密文件，送到解放区，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嘉奖。

     1948年11月28日，杜聿明秘密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这是机密，不许泄露。但在那个特殊时期，撤退命令虽然没有下达，然而军官内部却传开了，他们的家属开始收拾细软，偷偷乘飞机南下。如此便透露了消息。
　　29日上午10时，第一处官兵们秘密传说少将处长吴剑秋暗地派副官汤沸购买飞机票了，下午处长果然不见了。群龙无主，大家上班无事可干，都围坐烟筒炉边。“总部”为了稳定军心，命令总务处把过冬棉帘和取暖炉子在各处办公室安好，尚未发取暖煤，这时大家以文件当柴烧，一边取暖，一边闲扯。有人说：“连参谋长李树正也坐飞机跑了，临上飞机因带东西多把他的卫士小张也甩了下来。”“剿总”第一处共有官兵43人，大家还盼着第三批空运。我说：“空运等到何时，我们不能听天由命。”当时处长已“失踪”，总司令刘峙早已离开徐州，所有文电都是参谋长李树正签发，现在参谋长也跑了，大家预感末日来临。第一处处长“失踪”后，责任落到处长办公室主任陈子琰身上。陈子琰是湖北汉川人，寡言少语，中间派，平时我对他较为接近。我主动找他说：“情况紧急，前途莫测，物价飞涨，大家生活无着，得想个办法。”他在军情突变下六神无主，现在事到临头，才如梦初醒，立即找到上尉代副官申一伶，拿出所有的现款分发全处每个官兵，计两个月的薪饷，作为遣散费，发的是金元券。就在这天夜里我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通知30日8点集合，乘汽车撤退。
　　30日，剿总大院东的中山路与文亭街路口，排着许多美式军用卡车，通知每处分配两辆汽车。早上我来到发现，第一处（军务处）、第二处（情报处）和第三处（参谋处）的一些军官和家属早已爬上车。我的几个同事，也早已不见踪影。我没有上车，给陈子琰打个招呼说去买点吃的，就走了。实际上我已接到党的任务，由地下准备转入地上。
　　30日上午10点整，大门前的两个岗哨，相视立正，转身从肩上卸下了枪，走进院内，国民党“徐州剿总”撤走了最后一班门岗。至此，显赫一时的“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结束了它的历史。这意味着国民党的反动军事力量从首府的“北大门”徐州消失了。
　　12月1日８点，我穿着国民党尉官军服，又来到“总部”作了最后一次“巡礼”。大院里已经面目全非，满地文件狼藉，院内纸张纷飞，焚毁档案余烬未熄；整个总部空荡无人，只有冷风入户，使人想起昨日情况的突变。我在这里战斗了3年，想到它将洒满阳光，回到人民怀抱，内心涌起阵阵热流。我察看一遍，便到中枢街12号，与出生入死做地下工作的战友朱柏平、石西岩、侯五嫂碰头，这是我们在徐州解放前的最后一次秘密接头，大家都十分兴奋。敌人终于败退了，我们即将由地下转入到地上，迎来胜利自由的曙光。
　　12月1日夜里10点，华野渤海纵队进城，徐州解放。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徐州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3日，市委组织部进驻中枢街国民党的法院。4日，石西岩同志带我们到市委组织部报道。我把收集到的两口袋“剿总”遗留挡案，交给了组织部。组织部的杨光同志让我帮助刻印“干部登记表”和“徐州解放宣传口号”。没几天，我被分到财粮部工作，我们上衣胸前的胸牌标志是“徐州特别市财粮部”。从此，我们可以喜气洋洋地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劳作，建设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