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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他的秘书韦明
汤 雄
来源 : 《世纪风采》2013年第1期 2013-02-19 10:17:37 已浏览 : 6615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先后一共用过20多位秘书,他们分别担任着机要、警卫、俄文、军事、外文、经济、工业、农业、文教、行政等秘书的事务。其中有位名叫韦明的文教秘书,他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整整8年,专门负责宣传、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的事务,直到1958年周总理带头缩减办公室人员,加强基层,他才依恋不舍地离开了周总理。

 

周恩来亲自为他改名字

 

韦明(1915-1999),原名周昌球。1915年出生于苏州市吴县东山镇叶巷村。1936年在上海参加革命,从事工人运动。后因暴露身份,被组织上送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搞文化工作,采写战地通讯。1942年回延安,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44年初夏,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周昌球接到校部通知,令他前往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说有中央首长接见他。使周昌球喜出望外的是,接见他的竟是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前往《重庆日报》任副刊编辑。周昌球自是非常高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周副主席笑着对他说:“我看过你写的战地通讯和文学作品,很有才气,能够胜任。”接着,当周恩来得知他的原名为周昌球,“韦明”是他写文章的笔名时,周副主席即幽默地建议道:“既然你公开的名字叫韦明,那就干脆叫韦明吧,何必要让国民党知道你的真名呢?”周昌球很高兴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从此,“韦明”就成了周昌球对外公开使用的姓名。

韦明到了重庆后,在《新华日报》编“新华副刊”。《新华日报》是周恩来每天必看的主要报纸,而且看得很仔细。就这样,韦明与周恩来之间开始了来往。1946年,《新华日报》准备在上海出版,韦明也调到了上海。当时,周副主席在上海、南京都设有办事处,韦明是重庆《新华日报》驻上海的特派员兼上海《新华日报》筹备处新闻部副主任与记者组组长,直接为重庆的《新华日报》与新华社发消息,因此他与周副主席的联系更多了。

1947年撤退回延安后,韦明是新华社西北前线特派记者,带几个战地记者和一部电台,在西北野战军和一纵、二纵采访。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和胡乔木等都在陕北,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也和他们在一起。19477月,韦明从西北野战军回到范长江身边,当秘书主任,仍发消息并管电台、机要工作。那时,他因经常要送稿子给周恩来审阅,所以与周恩来的见面机会就多了。

1948年中央从陕北到西柏坡,韦明同新华社的20来个人一起集中到了西柏坡,在中央身边编新闻、发消息,其中有范长江、陈克寒、吴冷西、梅益等。

那时,大家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晚上2点多睡觉,早上11点多起来;吃过午饭后,整个下午按中央要求,读《干部必读》,其中有《思想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简史》、《国家与革命》等,共12本。学习由胡乔木主持,当时中央让大家集中学习,“天塌下来也不要管”。韦明在这段自学的时间里,学到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当时,大家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都住在一个村子里,饭后散步时,常能见到他们。

晚上8点钟,大家开始编稿子。韦明开始是编军事新闻,后又编城市新闻。稿子都是新华记者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发来稿子后,编发“各地来稿”,然后按分工将稿子发给各个人。在每个人的桌子上,就放那么三四条消息。为确保稿子的质量,大家精益求精,有时一条消息能“啃”一个晚上。编好后发“新华社初稿”。到晚上12点吃完夜宵后,开始讲评。胡乔木把大家叫到他的宿舍里,开始讲前一天大家编发的稿子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那里是怎样改的,为什么要那么改,最后是怎样定稿的,讲得一清二楚,使大家因此在政治与业务上进步很大。

胡乔木讲解稿子非常仔细,不是一般的讲大道理,而是从政策到新闻业务,到文法、文字、用辞等,都讲解得丝丝入扣。胡乔木分析完稿子后,又讲当天的形势。当时全国快要解放,形势发展极快,每天都有新情况。一篇稿子从胡乔木那里开始改,到周恩来、毛泽东处,有时改得等于另写一稿了。审稿后,就以“新华社定稿”发出。几乎每条消息都要经过这样几道“关口”才能发出。

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与实践,韦明的写稿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再写稿子就懂得“抓住要害”了。记得解放北平的时候,当时每次战役下来,我们都是歼敌几万、几十万人,解放丰台只消灭几千人。怎么写这条消息?要是稿子写得一般,很可能上不了版面。韦明就用“我军解放了北平咽喉、华北的交通枢纽丰台……”咽喉一抓住,北平解放还不是指日可待?!

19489月,韦明跟随范长江到了北平城外。当时韦明是新华社平津前线的特派记者,从解放天津到北平,他一直跟着部队行动。北平解放后,他就留在了北平,由他和李庄负责新华社北平分社。韦明管业务,李庄管接收。韦明当时手下有两个兵:一个是王金风,一个是陈柏生。那时她们都是青年学生,从未搞过新闻,于是,韦明就把乔木以前指导他们的那一套,用到了她们的身上。

中央从西柏坡到北平,没进城,驻在香山。只有周副主席常在中南海办公。新华社也大部分在香山,在城内设立了北平办事处。韦明担任主任,负责重大新闻的报道,许多重要消息都要直接送周副主席审阅,所以他经常前往周恩来办公处。周恩来看稿改稿很仔细,常常是发了稿子又觉得哪里不合适,就写条子要韦明改。

后来,韦明又回到胡乔木身边工作,负责采写中南海的重要新闻,同时配合新闻为《人民日报》写点社论:今天通过财政条例,就写财政,明天通过民族条例,就写民族,都是现学现卖。社论难度高,在政治上要把握得准,为此,韦明每天都是非常紧张地工作着,常常是《人民日报》的通讯员都来了,坐在那里等他的稿子了,韦明对自己的稿子还不满意。有时实在不满意又等不及,就厚着脸皮到胡乔木那里去求援:“乔木同志,不行啊,这篇稿子你给看看吧。”乔木不愧是大行家,他改起来也快,就是这里加几个字,那里去几个字,把段落次序变一下,稿子马上就行了、活了。为此,韦明常不无钦佩地说:“我们的原稿就像一碗白开水,淡而无味,到了乔木那里,就变成了一碗加了味精的美味鲜汤了。”同样,到周恩来那里也是这样,经过他的改动后,稿子马上就“立”起来了。

 

他因两次冲撞江青

而被暗中告状

 

1951年,韦明的关系就全部转到了周总理那里,正式在总理身边工作了。那时,韦明的新华社的职务不兼了,但仍担任政务院新闻秘书。中南海的重要新闻由他采写,由新华社统一发布,如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政务院会议、开国大典等消息,都由韦明采写与发出。开国大典的稿子,韦明事先作了认真的准备,

提前把稿子拟好,并经有关负责同志核定,然后根据大会实际进展加以核实订正。这样,不仅使大会从开始到结束,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有了依据,而且大会一结束,新华社的文字稿子也就同步广播了。因此,在开国大典时,韦明就很轻松,就可以拿着照相机到处跑了,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有一张毛泽东主席胸前佩着“主席”两字绸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照片,就是韦明拍摄后,由新华社及时发出的。

全国初解放时,搞重大活动、开重大会议,都没有外国记者参加。那时中央各种重要会议的新闻,都是韦明写了初稿后,再直送周总理审核与亲自推敲、修改后发表。

因为韦明在总理办公室专管宣传、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业务,因此要常常陪同总理一起审查节目。刚开始时,总理看节目,都是自己买票,不但给自己买,还给秘书和司机买,他说:“你们不要向公家报销,自己化钱买,常常这样,你们买不起。还是我给你们出钱吧。”这件事后来被文化部的同志知道了,当时的部长就找到总理说:“总理,您这样不对嘛!审查节目还要自己掏钱买票,以后我们怎能再请您审查节目呢?”在文化部部长的坚持下,总理的这条规矩才算作废。

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对报纸还处处留心。初解放的时候,报纸上登出的节目广告,都只登剧目,不登演员的名字。总理发现这个问题后,就把韦明找去:“韦明,你去找文化部,跟他们打个招呼,广告上应该增加演员的名字呀。”他还说,“你登出一个演出广告,光登戏名,不登演员的名字,人家观众不知这出戏是谁演的,多不方便。登了演员的名字,观众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看哪出戏了。另一方面,登出演员的名字,这也是对演员的尊重嘛!”韦明听了,立即跟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从此,报纸上的演出广告就登演员的名字了。

周总理工作起来,真是废寝忘食,生了病也不休息。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不常生病的周总理生病了。大家谁劝他休息他都不听,连邓大姐劝他也没用。没办法,大家只好向毛主席汇报了。结果,毛主席让周总理休息三天。主席的话,总理只好服从。可是他休息到第二天就忍不住了,就对大家说他的病已好了,可以工作了。可是,毛主席的答复是“休息了三天再说”。大家当然严格遵守主席的命令,硬是让周总理休息了三天。

那时的韦明,年轻气盛,曾和江青吵过两次架。

一次是总理病了,可他就是不休息。大家都十分着急。韦明是分管文教的,大家就找韦明商量,由韦明向文化部调一部电影来请总理审查,借此机会让总理休息一下。平时,周总理总是不愿意单纯娱乐性地看一部电影,这次是审查片子,总理就果真坐下来看电影了。当时大家心里都松了口气,认为总理总算能有个短暂的休息了。没想到电影刚开映不久,忽然,屋外电话铃声响起,韦明跑去接电话。这时,电话筒里传来了江青的声音:“请总理听电话!”韦明听了一怔,想总理有病,好不容易设法请他坐下来看电影,有个休息的机会,要是一接电话,就又打断了总理的休息了,于是,韦明就向江青说道:“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给你去电话?”

江青一听,答非所问,即在话筒那边问道:“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韦明当时就生气了,反问道:“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江青听了很不高兴,斥道:“你不要管!”韦明一听不要他管,他就趁机搁下了电话。

    刚搁下,江青的电话又来了:“你怎么把电话给挂了?”

韦明针锋相对:“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随即,韦明向江青说,总理病了,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一下,总理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有了个休息的机会,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

那时,江青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秘书,搁了电话后,韦明还真怕是毛泽东有事,怕耽搁了,就向周总理汇报说:江青来电话了。周恩来一听,马上停了电影,出去接电话了。

     这个电话一接,就是40多分钟!

原来,江青看了一个电影剧本,跟周总理大谈了一通她对这个电影剧本的感叹!

还有一次,韦明又顶撞了江青。

那次,李富春在周总理那里开会,江青来电话了。江青让接电话的韦明问李富春,要敲定一下与一个电影剧本作者谈话的时间与地点。韦明问了后,即打电话给江青,告诉她说富春同志正在办公室里谈话。江青无奈,报了一大串人名,要韦明记下来,都是参加谈话的人,足有20多个。韦明听了,便好意地提醒她说:“人这样多,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怕坐不下吧?”没想到江青听了问道:“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韦明如实回答:“这是我的意思。”江青听了即怒气冲冲地甩过一句:“那你不用管!”韦明听了,非常生气,答道:“我是不该管,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事后没多久,江青就向周总理写了一封长达二千多字的信,告了韦明一状,给韦明“戴”上的“帽子”有十来顶。她在信中说韦明“媚上压下”。

周总理把这封信给韦明看了,韦明当时委屈地向总理说:“说我媚上压下?她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总理听了,没说什么。

过了两天,江青在一次周末舞会上见到韦明,依然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还做出一副热情的姿态对韦明说:“韦明同志,咱们跳个舞吧!”韦明当时就在心里想:刚写了二千多字的信告我的状,现在又这样热情地请我跳舞,这人真是个两面派!

江青那封告状的信是1951年的事,直到1958年韦明准备到甘肃去工作时,临走前,他到西花厅向总理告辞,请总理与邓大姐对他以往的工作提意见时,总理才想起了那封信。他对韦明说,甘肃那地方困难大,底子薄,去了后要注意与同志、干部的团结,对人对事不要太简单。说到这里,总理才旧事重提,提到了当年江青写信告状一事,他要韦明接受这经验教训。

然而,韦明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江青的整治。“文革”期间,江青等“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指责韦明在50年代就反对“旗手”,是反革命,为此对韦明天天斗、日日批。他们以为韦明不敢讲这件事,但韦明心无愧怍,还是把整个过程都讲了出来。他说,这事发生在1951年,可我是到1958年才离开周总理,这就证明,我没有问题。如果我有问题,总理是不会再留我在他身边工作的。

 

周恩来向秘书韦明

“汇报工作”

 

回想当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韦明总是心情十分舒畅,当时20多个秘书在西花厅,大家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周总理要求他们“出门只准带耳朵与眼睛,不准带嘴巴,但回来后什么话都可以说”,因此在西花厅工作的秘书们,说话都很随便,嘴上也没有“站岗”的,大家每天在一起十分热闹,休息时下棋、聊天,嘻嘻哈哈,总理从来不干预,不抓谁的“辫子”。但是在外面,总理特别注意,尤其是在外交场合,他连细小的地方也不放过。

记得有一次,苏联驻华大使馆举办一个招待会,韦明去参加了。那次,韦明没有刮胡子。尽管胡子并不长,但总理一眼就看见了,冲他点点头,轻声说:“胡子也不刮,嗯。”总理那爱嗔交集的神情,给韦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韦明爱喝酒,总理知道他的爱好,因此每次在外面参加了招待会回来,总理就会盯着韦明问:“又喝酒了。喝了几杯?”总理大韦明近20岁,但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是像一位宽厚的兄长一样对待大家。韦明知道,总理怕他喝多了误事,所以他从来没有喝醉过。

有一次,总理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天没合眼。那一次,白天他仍然按照预定的安排,进行外事工作,接见外宾,晚上就彻夜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两天两夜了,大家看了都十分着急。邓大姐更是着急。大姐劝总理的办法很特别,总是端着茶杯来到总理办公的地方,东看看,西望望,嘴里不好说,但意思很明确:恩来该休息会儿啦!看看总理没动静,也就不好硬劝他停止工作,只好又悄悄地离开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明天要开人代会,要宣读政府工作报告了,今晚怎能睡觉?一直到早晨六七点钟,报告终于定稿了,这时,周总理的情绪好极了:“嗨!肚子闹意见了!让厨师准备几个菜,把茅台酒拿来,咱们好好吃一顿!”“韦明,你就放开喝吧!”

看到总理那神采奕奕的样子,知道他今天特别高兴,于是,韦明就与在场的同事们一起,与总理干了杯。那天早上,大家同总理、大姐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庆祝总理大功告成。至于那饭钱,当然都是总理自己掏腰包了。饭后,总理只休息了几个小时,下午就去人民大会堂宣读政府工作报告了。

总理对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就像兄长一样关心与体谅。那时,秘书们都在总理批阅文件办公室外间等候批文,坐在一张沙发上,由于那时没有空调,常常是夏天热得满身大汗,冬天又冻得蜷缩在沙发上。总理发现后,马上指示,夏天买来了凉席铺在沙发上,冬天则准备了棉大衣。夜深了,还给秘书们准备了夜餐。

    总理那里有20多个秘书,每个秘书后面都联系好几个部委,这些部委送上来的报告、情况以及电话,都要通过主管秘书直接送到总理那里。那时,秘书们有一句话:条条大道通总理。即20几个人都要直通总理。于是,年轻力壮的20几个秘书每天都与50几岁的总理大打车轮战。为此,总理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凌晨六七点钟才休息,批完文件,还要看参考资料。总理看参考资料十分仔细,与看文件一样,也是逐字逐句圈点、划重点、画杠杠。常常从中捕捉国际国内的新动态、新信息。

韦明回忆说,总理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每天上午11点多钟起床,首先看的是急件、报纸和最新的参考资料,然后是吃早饭,下午3点左右起,直到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九十点钟后,总理才到批阅文件的办公室,那时,20几个秘书的文件都已送到那里了。那时各地送来的情况、报告都比较长,最短的也有一千多字,一般是秘书先看,先吃透报告精神,再送总理。所谓吃透报告精神,就是要把送来的报告、文件内容、提出的问题、要求和解决的办法,以及自己对这个报告的处理意见,提炼成几百字。当时对每个报告、文件不准备十个、二十几个总理准备问到的问题,你就不要送。因为对此总理早有要求:作为总理秘书,你在看报告或者参加有关部委会议的时候,就应当站在总理的角度,设身处地了解情况,考虑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一个报告,你若看都没看,或者没有提出意见,就干脆不要送,因为到了总理那里,总理也会给打回来,让你看了,提了意见后再送。总理批文件、报告时,喜欢秘书站在身边,边看边问,有时还把有关的领导请来(哪怕半夜三更也要请来),了解清楚了,再批示。因此,一个报告来了,都是秘书先看,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应该怎样答复甚至怎样处理,都考虑好了,才送总理批阅、签字。

周总理常鼓励秘书们说:“你们在办公室里,有什么想法就大胆地讲嘛,还有我这一关嘛。我不签字就不能发。只是到了外面就不能随便讲。”韦明送呈总理的报告,也与其他秘书一样,经常被总理打回来。每逢这时,总理就耐心地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改,很认真,很严格,一点也不含糊。

韦明去部委开会时,总理就经常对他说:你是代表我去开会的,不是你个人去听会,因此,你就得记住,要从我的角度去考虑会上有什么问题应注意,做到心中有数。为此,韦明代表总理出去开会回来后,就先在那种上面印有“每日汇报”的稿纸上写汇报,一边是写汇报内容,一边留下空白处,便于总理写批示。所写的汇报也要求简单明了,不说半句套话,例如参加了某一个部的部长会,回来就写某某部长会上议了几个问题,一二三四,开门见山。不满一页纸,字也无须工整,文章也不必承上启下、起转承合。待等总理上午一起床,报告就送到了总理的面前,总理批示后,马上送毛泽东、刘少奇处。不到中午,批示已回来了,这时,韦明才用得上他的嘴巴,他要马上打电话给那部长,告诉他上午的会,中央已经批下来了,主席、少奇同志、总理都有批示,然后把批示一一在电话中告诉他,这时,部长们听了电话,才各自回家吃中饭。

韦明回忆说,总理身边有个工作班子,那就是“总理办公室”。人们也叫它“西花厅”,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但周总理说了,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都成了二总理、三总理了吗?显然,周总理没有采用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而是采用了简单实用、有效率的工作体制。所以,每个秘书的工作,都是直通总理那里的。

新中国刚建立时,总理曾就怎样使用秘书,在考察苏联时,专门了解过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是怎样用秘书的。但周总理回来后表示:各人有各人的用法,怎样方便怎样用。

总理对派到他身边的秘书,先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认为合适,就放手让你去干,对你充分信任。总理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该你知道的,他会主动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一点也不说。在业务上,是你管的一摊子,该知道的,就尽量让你知道得全面些。韦明是管文教的,1952年时,周总理跟胡风长谈了一次,谈了5个小时。总理没喊韦明进去。送走胡风,总理就找到韦明说:“怎么没叫你参加?好吧,你没来,那我来给你汇报一下吧。”接着,就将他与胡风谈话的要点都向韦明讲了。总理在与文艺界的同志接触并了解到文艺界的情况后,回来后,就问韦明什么什么事你知道吗?韦明因为不知道,就愣住了。总理就笑着说:“好,你不知道,我就向你汇报汇报吧。”总理这几近戏谑的一句话,却给了韦明很大的激励与鞭策,他认为自己做秘书的,理应比总理知道的更多、更详细些。

 

他受到了周总理

严厉的批评

 

韦明平时在总理的面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但是外出工作时,却要严格按规定办事。韦明那时参加宣传部、文化部等部门的部长会、党组会时,在会议上,有人请韦明讲话,发表意见,韦明从不开口。会议开完了,部长邀韦明到他的办公室,想听听韦明对这个问题或那件事情的看法,韦明仍是不讲。因为他明白,自己讲了话,哪怕声明是一己之见,人家也有可能理解为是总理的意图。

上世纪50年代,总理一有机会就要求去文艺界许多人家里走走。那时,齐白石家里有点矛盾,韦明就陪着总理亲自去了趟齐白石家。有一次,著名电影演员舒绣文病了,总理刚好有点时间,就没有给保卫部门打招呼,自己坐车到舒绣文家里去看望了她。还有一次,周总理出了中南海北门,就让司机往东开,到北海公园,下来就往里走。当时中央有规定,总理到哪里,先要向公安部门打招呼,便于保卫。当时成元功跟着总理,他事先也不知道总理要去哪里,结果去了北海。他赶快打电话说总理到了北海公园。没想到总理进去转了没多久,就又出门往东开,一开就开到了王府井,下车后就进了东安市场。很快顾客们发现了总理,就把总理围了起来。当时成元功与两个警卫在现场急得要命,连电话也没法打。事后,总理说:“我就是要突破你们的封锁线,你们把我和群众隔离了!”类似的事情发生几次后,一次,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到总理说:“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总理笑答:“提什么抗议呀?我是有意这样做的。行了,下不为例!”

韦明等秘书们那时都住在中南海,每逢过年,总理和邓大姐都要到家属区去看望他们,每家轮着拜年,与大家亲切握手,连保姆也不漏过。总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观察细致,体贴入微。韦明怕坐飞机,就是因为曾经从重庆到上海、从南京撤回延安时,坐美军飞机颠得很厉害,反应特别大,所以从此怕坐飞机。19512月,苏联红军节,总理到旅大去慰问苏军。因为韦明不能坐飞机,就让他坐火车。等活动结束,要回北京时,总理对韦明说:“韦明,你看坐火车要30多个小时,坐飞机才3个小时。30多个小时好受吗?我看你还是坐飞机吧?”在总理的建议下,韦明就坐上了飞机。刚开始,飞机还平稳,但没一会儿,韦明就感到了颠簸、头晕,恶心得想呕吐,一直折腾到飞机进了北京西郊机场,连下飞机的劲也没有了,由两个人把他架着下了飞机。总理见他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不堪,就就近让车把他送到了万寿路休息,直到第二天才回到城里。以后,总理再带韦明外出,就不再建议韦明坐飞机了。

周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体谅与宽厚,但也不是一味地无原则的。有一次,韦明受到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使他终生难忘。

那还是195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总理要做政府工作报告。当时广播事业局是梅益局长。开会前,梅益找到韦明,说要搞实况转播,让韦明请示总理同意与否。总理以为是实况录音后再播出,就同意了。那一天,在大会上,总理宣读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休息时,外电反应已经到了。韦明立即送呈给总理。这时,总理才知道,前半部分的讲话内容已经向全世界实况播出了。总理看到外电反应,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仍然不动声色,没说什么。回去后,总理就把韦明找去了。韦明看到总理那异常严峻的面色,知道要挨批了。总理先作了自我批评,说这事是我同意的,我有责任。但你韦明没有给我讲清楚,是实况播出而不是实况转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最后,总理声色俱厉地对韦明说:“你知道你是干什么?你是我的秘书!”

这是周总理对韦明唯一一次最严厉批评,使韦明刻骨铭心,他知道自己的失责,至少没有向总理讲清楚。为此,他羞愧难当。过了几天,周总理又把韦明找了去,给他讲为什么不能实况播出的原因。他说,一直播,就等于给自己将了一军。我们国内新华社还没有广播,国外的反应倒先播出去了。有些是歪曲的反应,对全世界来讲,就会先入为主,影响人们对我们的理解和看法,增加我们工作的难度。韦明听了总理的解释,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才知道要把事情看得那么远、那么广、那么深。同时,他也暗自庆幸,幸亏报告中间外电反应过来了,总理在后半部分注意了,要不然,事情还不知怎样呢!这事对韦明印象深刻极了,促使他经常反思:为什么当年我顶撞江青,江青告我的状,总理都没有因为第一夫人告我的状而不使用我,仍然信任我;当我工作没有尽到责任时,总理却那么严厉批评,毫不迁就,又把此事的得失是非,详细向我讲解清楚。这才是真正的关心与爱护干部。

总理对待秘书是这样,对待高级干部也是如此,

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中国足球队与印尼足球队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出线比赛。那天正好是西哈努克亲王离开北京,总理和许多将军包括罗瑞卿、刘亚楼等都到西郊机场去欢送。足球赛在先农坛体育场是下午3点多钟开始,这边飞机3点钟起飞。当时,西哈努克亲王一上飞机,舱门还没关上,下面送行的高级干部就三三两两地向机场门口走去。按外交仪式,飞机起飞后还要在机场上空转圈摆翼后才会离去,那时送行的人员才能离开。总理见状,马上让人告诉机场门口,谁都不能离开,一个都不要放走,都叫回来。待飞机绕机场一圈飞走、送行的外交使节离开后,周总理才把人招呼走近,十分严肃地对在场的高级干部们问道:“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当时许多将军还没有意识到,刘亚楼等人还在说笑,一听总理的问话,大家都严肃了起来,都立正站好了。总理说:“步兵条例哪一条规定,总理还没有走,你们就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首长没有走,下面都走了,行吗?”接着,就又联系到外交礼节,总理说:“客人还没有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那次训话,足有15分钟。最后,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好吧,咱们一起去吧。”那天下午,总理带着将军们又奔体育场看足球赛去了。在足球赛中场休息时,总理还亲自接见了印尼大使、印尼方面的教练等人。

 

蒙冤8年终于得以平反

 

1959年底,韦明受命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就这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借给国务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拜年的机会,来到韦明家中,鼓励他要勇敢地挑起担子,在新的战线上打个漂亮仗。韦明牢记总理的嘱托,在北影厂负责工作的一年中,事必躬亲,同创作人员一起修改电影剧本,还多次同导演一起奔赴野外选景。在拍摄《洪湖赤卫队》故事片时,韦明的胃病发作,但他还是带病到拍摄现场看望导演和演员,使大家深为感动,表示要不负重望,全力拍好片。因而北影厂在他任厂长的短短一年中,完成拍摄了《林家铺子》、《红旗谱》、《青春之歌》、《风暴》、《洪湖赤卫队》等十多部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故事片。一年后韦明见到周恩来,向总理汇报工作时,周总理高兴地说:“不是很有成绩嘛。”尔后,韦明因工作需要,又调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革中,当时在甘肃任省委宣传部长的韦明首当其冲,开始还只是批批斗斗,戴高帽子游游街。没多久韦明在10多年前得罪的那个大人物,坐上了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宝座,她十分“关心”远在甘肃的韦明,给那里的造反派讲了话。“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有了后台,可就神气多了,也抓到了所谓的第一手材料,说韦明在50年代就是反旗手的反革命。韦明不服,并讲出了当年与江青争吵的全过程。在北京的文革“旗手”得知后更加恼火,又给甘肃的造反派下了新的指令。形势马上急转直下,韦明先是受到残酷拷打,后又关进了甘肃省劳改农场。至于韦明在兰州的家被抄查了100多次,那些人究竟要寻什么,韦明心中有数,暗自庆幸自己早作准备,造反派要找寻的东西早在文革初期就被他转移了,所以他们抄来抄去一无所获。

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使韦明的旧病再次发作,大便中出现大量淤血。1969年秋,韦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他只得在狱中偷偷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并秘密交给了前来探监的小女儿正飞,要她千方百计想法转交给总理。当时周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而且工作也十分繁重,要见到总理很是不易。正飞历尽周折,在许多伯伯阿姨的帮助下,终于把父亲的亲笔信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中。周总理接信后,即给甘肃省革委会打了个电话,于是韦明才被允许保外就医,回北京住院开刀。病体还未痊愈,韦明瞒过“监护”人员,赶到北京市郊的一位亲戚家,取出一包他寄存在那里的资料,全是多年来他与周恩来同志通的信件和合影的照片,又连夜乘火车赶回苏州的东山镇老家,在一位亲属的帮助下,住进了古镇北面的一家小旅馆,抓紧整理资料,以防不测。谁知在京的“监护”人员神通广大,第三天就派人追到了东山镇,向韦明的那位亲戚要人。韦明得到消息,怕连累亲眷,只得忍痛把这些珍贵资料付之一炬。

韦明被重新投入监牢,开始时同外界还有些接触,后来又几次调换监狱,同家中失去了联系。时光匆匆,5年又一晃过去了,韦明在劳改农场中苦熬春秋,度日如年。而一家人对他的生死未卜,日夜担忧。小女儿正飞又想到了周恩来公公(即祖父,苏州一带称祖父为公公),或许找周恩来公公能探听到父亲的消息。可此时周总理的处境更加艰难了,正飞通过父亲昔日的战友,几次去北京找周恩来公公均未成功。

1973612中午,正飞家里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说周恩来总理下午要从西安机场乘飞机回北京,说完电话就撂上了。妈妈身体多病,哥哥和姐姐们全在乡下插队,14岁的小正飞急忙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一张母亲冒险珍藏的父亲当年同周恩来的合影,急奔西安机场,然后趁候机场保卫人员不防备的时候,一边猝不及防地冲进候机大厅,一边不顾一切地大喊着“周公公,我要见周公公!”

小正飞的呼喊声,惊动了候机厅里的周总理,他制止了保卫人员的阻止,走到小正飞面前,接过了小正飞递上的一张发黄了照片。这张熟悉的照片上,是周总理、邓大姐1958年深秋与五位秘书的合影,其中后面左边站着的的那个男子,正是韦明。

周总理很快明白了眼前是怎么回事,他一边怜爱地抚摸着小正飞的头,一边问道:“别哭,慢慢说,你爸爸现在在哪里?”

“妈妈说,爸爸在甘肃劳改……”正飞望着周围的陌生人,不敢往下说了。

这时,周总理什么都清楚了,他转过身,对前来机场送行的甘肃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平静地说道:“我有位战友,叫韦明,听说在甘肃工作。这回来不及去看他了,请代我向他问好。”

周总理的亲自关怀,李瑞山心明如镜。仅过了12天,韦明就被甘肃省革委会派来的专车从劳改农场接到了兰州的家中,结束了长达8年的劳改生活。

1978年,韦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1979年,他重新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宣传局长。令韦明肝肠寸断的是,当他从兰州回到北京时,曾与他患难与共、朝夕相处的首长和战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于3年前离开了人世。

韦明于1982年离休,享受部级待遇;1999年,韦明因病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艾芝)

作者:朱梅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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